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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写道，当值班军官陈茂生在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正在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说，电报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但是，经查阅所有的官方文件，王年一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电文里确有这样的话。他指出，任何中央文件里都没有提出这种指控，延安开会期间或是张国焘逃离延安后的公报里也没有提到这种指责。

毛的行动使张国焘勃然大怒。他把部队拉回阿坝，根本不提要释放毛的部下。他在阿坝那所大藏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的口号是：“反对毛——周——张（洛甫）——博北逃。”张号召红军干部批判毛，并要朱德表态。

朱德说：“北上是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我本人不能违背这个决定，我也不会带领红军反对这个决定。让朱批判毛，对世界舆论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世界上都认为朱——毛是一个人。至于决定北上一事，我已举手赞成，不准备放弃自己的观点。”

“你竟然是这么个老顽固！”张国焘怒气冲冲地吼道。

刘伯承被激怒了。“你这样对待朱德是什么意思？　”宋侃夫回忆称，当时对朱和刘使用了非常刺耳的语言。宋是张国焘指挥部的电报电话员，开会时在场。在会上，毛的人都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逃跑主义分子”。

有人在会上喊：“打倒朱德！”

张国焘很快就南下了。他的三十军和四军再次穿过草地同他在卓克基会合。侯国样——一个大个头、沉默寡言和秃顶的六十八岁的干部（　一九三五年，他才二十岁，是四方面军一位热情奔放的政治干部，属李先念的三个军　）——还记得，离开卓克基不久，部队行军的口号就改了。原来的口号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周、博古。”现在改为“打到成都吃大米。”

张国焘南下了；毛泽东则北上。

九月十二日，毛把部队集中在俄界。这是一个小小的安全地带。一位姓杨的土司控制着这片藏族地区，他是从明朝以来杨家第十九代传人，藏名为谢代。自从杨家的第一代祖先从十四世纪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着，每年纳贡之后，便自成天地，安然自得。这位第十九任土司向国民党纳献盐巴和粮食，对红军也一视同仁。他保持中立，对任何一方都不怀敌意。他把粮仓向红军敞开。虽然没有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但是一方面军回送了一些步枪，国民党过去也是这样做的。杨家一直延续至今。第二十代杨土司一九八四年时五十六岁，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任。他在二十岁的时候被国民党封为中将，但后来他却投靠了共产党。

毛和其他中央委员在俄界开了一、两天会。他们把严重减员的部队重新编组成一支部队，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把它称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这说明毛是很现实的，他认识到，和张国焘强大的第四方面军相比，他的部队数量太少了。四方面军由于编人了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实力又有了增强。

这支先遣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下辖三个纵队：前一军切，由林彪兼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前三军团，由彭德怀司令兼任指挥，李富春任政委，前军委纵队，叶剑英任指挥，邓发任政委。杨尚昆将军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

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没有接受把张国焘开除出党的建议。象往常一样，会议之后，红军又匆匆上路。他们向腊子口进发了。腊子口最窄处只有十到十二英尺宽，是通往甘肃南部的咽喉。政治局会议是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召开的。九月十四日清晨，红军已沿着白龙江右岸向腊子口进军。“白龙江是一条波涛汹涌的激流，顺着被水冲击而成的峡谷绕过莫牙。在那儿警卫员为毛号到了一所很不错的藏民房屋。住有四五百名喇嘛的旺藏寺也在这里，庙里洁净雅致，一尘不染，这使红军战士难以置信。每处卧室外都种着白色或红色的菊花，向阳的一面，白色、蓝色或紫色的牵牛花争相斗艳，院里还有葡萄架。杨定华认为这里完全可以住下五六千人。很多部队都在莫牙额外多休息了一天。

但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还是杨成武——却没有休息。九月十五日，这支突击团在莫牙接到了预期的任务——攻取腊子口，然后去甘南的岷县。规定两天内攻下腊子口。而命令到达时已是黄昏了。所有的人都行动起来，作好出发准备。晚十一时，队伍在夜色中集会在路旁草地上。哨音响了，团长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从现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