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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地被引用。

党的历史学家胡华一九八四年说：“这是党的历史中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徐和叶为制止一场冲突立了功。他们两人都有功劳。”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毛保护了这两人免遭“文化革命”之苦。

陈昌浩没有派部队，而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到巴西去。其中有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人们都知道他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他最后死在苏联。

毛决定对四方面军派来的代表团和四方面军留下的人讲话。三军团的人正朝俄界方向前进。

会议在“查尔斯顿剧院”式的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召开。三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旁边一个村千里，俯览着白龙河的支流巴西河（其实是一条小溪）。

年轻的红大学员们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的字样的标语旗在开会的喇嘛庙前示威。他们喊口号时就象和尚在念经。

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然后，他请六七十名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见他，其中也包括李特。这时，李德很警惕。他身高体壮，站在近处盯着李特，以防他拔枪向毛射击。

毛对干部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说，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毛说对了，几乎一天也不差。）

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和放弃江西苏区等罪行。李德很担心，以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但摆脱不了李德那铁一般的手臂。

上午八点，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向北进发。这和一九二七年秋天发生的事一模一样。那年，毛在井冈山前，面对一批不听指挥的人和不愿跟他走的人也这样告诉他们，比他们回家，他率领着剩下的人继续向井冈山行进，从而平息了一场动乱。

杨尚昆还记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处境。四方面军的人把政治部里所有的炊事员、脚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人给他做饭。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历史学家徐梦秋和后来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等人在同一个伙食单位吃饭。

不到一小时，毛也出发了。他没有和别人走一条路，而是在警卫员及几名亲密战友（周恩来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的陪同下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巴西河。那时（今天仍如此），桥板下接近水面的地方悬接着一只牦牛头，保佑木桥免遭洪水、恶煞之害。过河之后。直上对面的大山——纳日寨，踏上了自己新的征途，今天很难判断毛认为张要发起进攻的威胁是否真实。或许没有那么回事。但毛认为确实存在这种威胁、因而不愿冒险。他一面上山，一面把后卫部队留守在每一个山口和要塞，以防四方面军追上来。杨尚昆说：“这是红军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还在不在。”

向青教授——一位保守而谨慎的学者——指出，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客观证据或文字材料可以证明张国焘准备以军事行动迫使毛及其部下就范。他认为，假如确有此事，后来在延安处理张国焘问题时就会摆出来。他补充说，张国焘确实野心很大。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至今对这个问题还在激烈的争论。

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也说，没有发现张国焘准备武力解决中央的证据，他也没见到过这份出了名的电报。但他相信张国焘确有野心，想接管整个红军。这一点在延安时曾批评过他。李先念说：“从最坏的方面讲。这是张国焘篡夺党权的一次公开尝试。”

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仔细分析了那份电报（但他显然没有看到电文）。他的结论是。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张公开威胁要“军事解决”。但是他说，党内很多人都认为张确曾这样威胁过，或者说张的行动暗含着这样的威胁。毛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个附注里强烈地暗示张打算“军事解决。”

王年一举出两位权威人士，他们曾绝不含糊地说张打算采取“军事办法”。一位是李安葆，他在《话说长征》中肯定地指出，张曾“秘密下令进行军事解决”。另一位是吕黎平，他在回忆录《严峻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