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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驾机起义人员，时任华北军区航空处航空科长的李裕有幸参加了接见。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兴的告诉大家，中央军委正在绘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我们的军旗将在五星后面加上‘八一’二字，军旗已经定稿；我们的军徽，也将在五星内标上‘八一’二字，还在征求意见。”

接见回来，李裕深受启发。他结合自己在老航校工作的经历，开始考虑怎样绘制人民解放军军用飞机的机徽，并为此进行了必要的资料准备。

一个月之后，机徽设计组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方槐担任组长，李裕具体承办。“为什么选中我呢？”李裕认为，这大概与他设计过老航校毕业证书有关。简明、朴实、生动的老航校毕业证书，曾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东北老航校航空队的飞机，就绘有五角星标志。1945年底，航空队的1架教练机在承德降落，驻扎在机场的苏联红军看到五星，还以为是苏联自己的飞机，便开着车前来接人。当他们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是中国人时，一位苏联军官竟大发雷霆，责备中方不该乱用苏军的机徽。

到东北航校创建时，解放军飞机最初使用的仍然是国民党空军的青天白日机徽。那时，解放区、国统区犬牙交错，国民党空军飞机时常飞越解放区，而数量极为有限的解放军飞机也出入国统区。为了迷惑敌人，减少飞行国统区的危险，解放军飞机就用国民党空军机徽作掩护。

1946年底，东北老航校决定设计自己的机徽。机徽白底红星，红星中间涂以白色，再写上一个红色“中”字。1947年5月7日，东北###联军还专门下发了《关于航校飞机标志的通知》。通知说：“我航校飞机，最近飞行经常来往于东安、千振之间，为便于识别，特制定以红五角星中间加‘中’字（全系红色）为该校飞机符号，希望我各部队注意识别，勿生误会，特此通知。”

李裕刚到东北老航校时，对这个机徽图案感到十分不理解。五角星被一个红圈紧紧圈住，五个角显得秃秃的。这是什么用意呢？校领导向他解释说：“我们的空军刚刚创建，首长指示要不露锋芒，卧薪尝胆打基础。”李裕这才明白了把棱角盖住的寓意。

李裕接受机徽设计的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在思考的过程中，他回顾了人民解放军军用机徽的演变过程，一个全新的机徽构图渐渐在脑海里形成——周恩来在接见时说，制定的“八一军旗”、“八一军徽”，都将出现“八一”字样。李裕把原航校机徽五角星中间的“中”字，换为“八一”二字，但这又与“八一军徽”太接近了，没有体现空军的特点。

时间不长，李裕设计出了第二稿。他在嵌有“八一”的红底黄边五角星两边，设计了羽翼，意为人民空军飞行员技艺高超，像鸟儿一样在空中自由翱翔。

征求意见时，飞行员们说，飞禽羽翼画的形象有余，庄严不足。方槐建议参考美军机徽样式，变具体形象为抽象化。

李裕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将两侧羽翼改为红底黄边的几何图形。

军委航空局同意了这个机徽方案，经局长常乾坤、政治委员王弼审定后，上报中央军委。

1949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专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机徽说明》，对机徽的图案和标绘位置作了规范：机徽五星边框、两翼边框、“八一”两字均为金黄色，五星和两翼内部均为红色，机徽可设置在垂尾两侧和左右上下翼面。

在设计机徽的同时，飞行服也进行了改革，由原来的日本式连身服，改为世界流行的夹克式。这种飞行服也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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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4位元帅簇拥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朱德（1）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6年前的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里一致通过了国旗、国歌、纪年，以及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4项决议案。

历史老人又在6年后的这一天重逢。

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把新中国的最高军衔授予给了追随他南征北战的10位开国元勋：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然而，这10位开国元勋并没有都参加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仅4位元帅簇拥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