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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倾向既不在于马克思，也不在于

克鲁泡特金，而是在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由某些中国作者传播并改变了的

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其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

嗣同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用种种方式发展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成

员的自发行动，不受旧等级制的束缚，会使社会能量增加至极限。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已经指出，

毛泽东　１９１９　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

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

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

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②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

人，正是胡适本人。

当我们注意到下述情况，就不致对这一点过于惊奇了。毛泽东为《湘江

评论》创刊号写的社论，在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例如，从贵族的死的古典文学到平民的现代的活的文学；从独裁政治

到代议制政治）以后，说道，在思想领域“我们向实验主义前进了”。这里

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不想让人以为毛泽东是胡适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

在　１９１９　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

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③

毛泽东虽然在　１９１９　年的思想与当时年龄大些的更有学问的人的思想一

样，是多种影响的拼凑物，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却具有一个显著的

特色。它体现了一个企图，想在五四时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的基础

上，提出一个总纲领。确实，毛泽东世界观中的社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

把学生运动看得最为重要，相对地说，对农民就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

说工人了。很独特的是，他也相当注意妇女和学校教师。总的来看，他对他

正努力创建的革命联盟的想象，倒很像　６０　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

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中国的新生将首先来自青年人，特别是学

生对旧秩序的叛逆。变革的手段和动力则在于自基层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

由毛泽东看来（在这里他显示出是严复的一个真正的信徒），整个过程

的目标，不仅是个人从旧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增强

和复兴整个中华民族。在一段极有鼓动性的结束语中，毛泽东对他的同胞这

样说：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

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213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59—60　页。

② 《每周评论》第　36　期（1919　年　8　月　24　日），第　4　页。

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毛泽东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诺讲

过的个人经历中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直到最近才能提到。（关于一位西方学者在这个课题上的

一些简要而精辟的意见，见戴：《毛泽东，　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年：文献》，第　４７—４８　页。）　１９７８

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　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