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2/4 页)

1879　年　2　月　21　日，第　3　版；1879　年　8　月　10　日，第　3　版； 1879　年　8　月　14　日，第　3　版。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内部的鸦片战争》，第　2　章。

② 关于地方军队，见刘广京：《对中兴的透视》，《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477—　490　页；及刘广京和

R。J。史密斯：《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剑 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202—211　页。

当，它们所留下的是正在形成的确信：某些主要官吏不可信赖，清朝政府不

能保卫国家，而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政治参与，以便上层阶级的舆论能够上

达。京城里斗志昂扬的爱国精神就这样与名流领导的社会动员和制度上的维

新观念结合起来。①

促进对立的舆论和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第三种主要力量，来自居住在条

约口岸城市的人们，以及为数较少的曾在海外旅行的人士。他们是最早把西

方的方法、观念和价值观介绍到中国人士当中的一些人。条约口岸不仅吸引

了社会边际的买办，也吸引了那些在这些城市中心颇有建树而与家族和故乡

未切断联系的学者和商人。这些人为自主的地方管理提供金钱和组织上的推

动力，有时还直接领导。他们带头对政府专横的措施提出质问，而外国租界

则使他们得以免遭其害。②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后，条约港口的报纸加速

了他们的异化倾向以及国家和名流社会之间的对抗，并且部分地使之明朗

化。王韬受到外国报纸的深刻影响，当时在香港开始主编《循环日报》。同

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上海很成功地创办了第一家日报《申报》。从此以后，

报纸提供自主的管理活动的消息，并为这种活动提供理论基础。报纸是介绍

外国各种可取办法的知识源泉，是批评官吏的论坛，也是爱国情绪的有力的

催化剂，助长了对清朝官吏的不信任，并通过表达共同的看法，把各地出现

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

清末的新政与革命

戊戌变法是这种舆论和政治要求增长的第一次高潮。甲午战争之后纷纷

建立以政治为目的的学会和其他社团，这是一个全新的转折，宣告清代关于

公开的公共政策活动的禁令的结束。维新运动的某些方面曾受到格外的注

意，特别是戊戌百日维新；当时维新党控制了京城的政策、湖南的维新运动

和聚集在康有为、梁启超周围的一群人的思想和活动。事实上，维新运动传

布更广，并得到更众多的名流人士的支持。以浙江为例，地方志和报纸的报

导说明，有相当大的压力来自士绅和商界，尽管浙江通常不包括在重要维新

活动中心之列。同浙江一样，在维新派领袖从地方上流社会顶层出现的一些

省份，对于维新并没有多少思想阻力。起初，问题不在于维新本身，而在于

追求什么样的维新，以及这个官僚政治的君主国能否接受来自其结构以外的

政治上的创新活动。在最极端的维新分子取得突出地位的地方——主要在京

城和湖南——他们因奋力争取急速的变革，攻击基本的儒家家庭原则而与温

和派不和。处于中枢地位的政府，等待温和派渐渐疑惧，然后拒绝扩大通往

政治权力的途径。盘踞在官府与朝中的重臣过于强大，不动用军事力量是不

能把他们除去的。１８９８　年策划北京反维新政变的人，不仅保守，而且主要考

① 关于清议的政治意义，见玛丽？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19　世纪末叶中 国的清议》，《亚洲研

究杂志》第　51　卷第　3　期（1982　年　5　月），第　463—477　页。清议对决策的影响，见易劳逸：《清议与　19

世纪中国政策的形成》，《亚洲研 究杂志》第　24　卷第　4　期（1965　年　8　月），第　609—611　页。

② 关于条约口岸的设立和与此有关系的人，见费正清：《中国沿海通商与外交：开放通商口岸，1842—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