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1/4 页)

科：《中国地方官僚政治改革：丁日昌在中兴时期的 江苏，1867—1870　年》，第　143—144　页。奥科提到

同治中兴期名流改良主义 和官僚改良主义在地方层次上的竞争。士绅干预征税和在征税上的斗争，见 詹

姆斯？波拉切克：《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载魏菲德和格兰特 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

控制》，第　244—245　页；宗源瀚：《颐情馆闻过 录》第　3　卷，第　6—11　页；《桐乡县志》，第　6　章。

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②

第四，扩散。管理活动势将扩展开来，不为所在地域或城市等级的层次

所限制。有些个人在他们事业或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地方管理自

治的事业机构。县城里的其他绅董，遍历县境监督村、镇的附属机构。在一

地学得的管理技能可用于他地，地方的机构可用来作为在其他地区活动的基

础。

这些特点，在动员长江下游的福利机构向　７０　年代末华北严重水灾和大饥

荒的灾民提供救济中得到感人的说明。在上海和其他三个浙江、江苏的主要

城市，士绅和商人们为外国的例子所激励，建立了救济委员会。福利事业机

构和公开积极活动的个人，在小城镇募捐，并把捐款转送到这些中心。捐款

然后送交救济委员会的代表，由他们在灾区分发救济款。概略的收支清算帐

目和救济活动的报告公布在上海《申报》上。通过这一募捐运动，地方事业

机构为国内不同地区进行的自主活动筹集资金，从而对长江下游绅董认为具

有全国影响的危机作出了回答。组织工作完全在官府结构之外（虽然有密切

合作），由名流管理的这些团体，在筹集资金方面比官吏更为有效。最后，

报纸在促使公众注意灾情，在通过登载捐款人姓名、为救济委员会提供专栏

等方法以鼓励捐款方面，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参加者十分清楚他们活动的自

主性质，《申报》把这些活动说成是“民众捐献，民众管理”——这一说法

也用于地方管理的活动。①

这种非政治性的参与公共事务，由于名流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认为

应当考虑他们的意见，终于助长了他们的政治要求。然而，直到　１９００　年，除

了个人接触和庇护网络以外，仍然没有任何机制能把公众要求传达给政府。

在　１９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异化和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决策，也在官僚内部

蔓延开来，但起源应追溯到　１８　世纪末。嘉庆皇帝虽然设法重新得到乾隆末期

因朝政腐败而感到幻灭的官吏的效忠，但是，１９　世纪连续不断的危机一直使

人怀疑这个制度的生命力，并导致要求更广泛的咨询以谋求问题的解决。这

类要求是京城较低级官吏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批评中原来就有的，未得到重用

的官吏苦于无发表政见以影响政策的有效途径。甚至在　１９　世纪初期仍不可能

就政府应如何运转达成意见一致，而到　３０　年代，爱国主义助长了引起分裂的

积极精神，如许多官吏要求终止鸦片贸易，并批评那些不能打败英国人的领

袖人物。①

效忠皇帝的省的汉族首脑，把清王朝从　１９　世纪中期的叛乱中拯救出来之

后，中央统治各省的权力不得不在较少专制的基础上重建。新的地方军队使

八旗兵黯然失色，清政府像在　１７　世纪中叶那样，再次面临在利害关系的结合

中谋求省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必要性。②对外政策的讨论在与俄国的伊犁危机、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达到高潮，朝廷的虚弱使得对外政策的讨论较易突

破先前限制官吏表示意见的束缚。在这些危机中发表的“清议”，标志着政

府内部开始有反对的舆论。不管某些批评多么不公正，某些攻击多么判断失

① 见《申报》， 1878　年　6　月　8　日，第　4　版；1878　年　7　月　20　日，第　1　版； 1878　年 12　月　4　日，第　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