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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服地证明：幸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幸福感——还是那卑之无甚高论的“感性愉悦”——也就是说，在终极意义上，理性是第二位的。事实上，在经过了尼采的挑战和弗洛伊德的解剖之后，在经过了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的工具化确认之后，在经过了皮亚杰和马斯洛对认识发生和行为动机的探索之后，尤其是在经过了后现代思想家们对人类理性的无情解构以后，“感性愉悦”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理性价值对于感性评判的依赖性，早已成为或明或暗的社会共识，成为不可阻遏的社会思潮了。

思想在河谷中的穿行（3）

如果说这样的讨论太抽象，还可以容忍和开展百家争鸣的话，当我们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讨论具体的生命历程时，那结论应该是更加明确无误的。为“不饮盗泉”而忍渴，为“留取丹心照汗青”而献身，甚至为“受伤的爱”而终身不性，在今天都被认定是一种不智；当必须在苟勉的活和茫然的死之间作选择时，现代人更是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就是在盲目的快活和清醒的痛苦之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逃避后者。你可以批评这些选择的平庸和短视，但你无权漠视在作这种选择前所遭受的无法逃避的折磨、难以摆脱的逼促、违心而奉的扭曲，无权指责他们因此要在不可复制的人生中追逐快乐。当我们指责有太多的人在貌似潇洒地装酷玩世、嬉戏光阴，有太多的人在麻木不仁地勾心斗角、跟风流俗时，谁给他们指出了实实在在的庄严和物有所值的严肃，谁为他们提供了更高尚的选择和更可行的奋斗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用“游戏”而不是糟践和破坏，来对待许多不敢认真甚至无法进入的领域，踏踏实实地退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就已经相当可爱了！生命的意义不在生命之外，而理性刚好是站在生命之外对生命的审视，用理性检索出来的“意义”，也就并非生命的倚托。拿生命来否定意义，固然容易导致犬儒主义，衍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一味拿意义来勒索生命，却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沈兴漾放过了这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使他专注地解剖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做出了一篇发人深省的好文章，并不无道理地表达了“个人主义的胜利将缔造‘轻’的生活”的担忧。而我读到的却是人们终于摆脱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在用“游戏”的自由挣脱命定的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游戏”一词的“普及”，是人性被历史特批的挑战，是生命在当前仅有的选择，是虚妄破产后大地新生的前奏……

四　傅国涌：《秋瑾被杀害之后》

人间总有悲剧，悲剧的意义不同。有的冤沉大海，有的变成了“人血馒头”；有的却能“一石激起千层浪”，有的甚至直接成为历史的新起点、危机的导火索……

要预测历史趋势，可以看一场悲剧过后的社会反应——如果看客如云、人心似冰，则那些习以为常的悲剧，很可能只是一场浩劫的先兆；如果世论如刀，密如雨点般扎向那悲剧的制造者，则那些猝不及防的悲剧，或许也就是悲剧的谢幕。

1907年，“鉴湖女侠”秋瑾被害于绍兴，舆论鼎沸，声讨如潮，竟将奉办此案的官吏们追成丧家之犬，有的仕途中辍，有的称病辞职，有的成了过街老鼠抑郁而死，有的不堪良知煎熬自缢身亡……四年之后，清王朝覆灭。难怪本文作者将秋瑾死后这种舆论的反应，称为“那个黑暗岁月所看到的一线亮色”。

70年后，诉求真理的张志新惨死于沈阳，舆论静如覆盆；3年后沉冤布世，社会轻漾微澜，旋即哑默如初。时致今日，尚未听说有任何一位“办案人员”公开忏悔，甚至没听说有任何一位官员对此“承担责任”……

五　何新华：《西方的复仇》

说的是满清王朝，对当下却足资警醒。

多年以来，我们的近代史都是这样写的：是殖民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制造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是鸦片贩子的鬼蜮伎俩，把我们害成了“东亚病夫”；是帝国主义的凶残掠夺，使清朝政府丧权辱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完全是诗书礼义的中华遭遇了西方“强盗文明”的结果，否则，“中国在明朝末年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完全可能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这些耳熟能详的“教科书历史”，流布之广，影响之深，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甚至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社会“集体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年轻时读这样的“历史”，就曾经闪过一丝怀疑：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