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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偏偏在这一方面与他们过不去，而且把战略原则的分歧，当成了势同水火的决绝，甚至以“动机不纯”责人，有点诛心而论的嫌疑。在邵建举证翔实、持论稳当的批评面前，我无力为先生辩，谨将我对当时情势和鲁迅风格的理解，婉陈如下，以期邵君谅察。

旧中国是一个弥天的暗夜，民族的命运是苦海中的航船。在历史命定的这一时刻，鲁迅以自己的激越、深沉、犀利和冷峻，成为了苦海中的灯塔；而胡适以自己的笃实、殷切、厚重和诚朴，扮演了航船上的水手。水手之职，当然志在引航；而灯塔之用，或许也能告示陆岸，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警示礁滩。倘那守望者焦灼于航船触礁的危险，偏又看出那舵手刚愎自用甚至志在营私，则其对所有帮忖者一概怒斥喝骂，有点慌不择言，大概是可以原谅的偏失吧？国民党的“党国”、“训政”，刚好就是这样一个“舵手”，而胡罗丁（文江）翁（文灏）一班“自由主义人士”，不免有点像懵里懵懂的水手，虽志在助人渡海，却忽略了那船早已偏离航向！他们的拳拳苦心究竟效用如何，历史早已作了结论，那么，鲁迅的斥骂或有过激，但那瞩远见深的睿智，不是更值得我们学习吗？责以方式的不当，我心悦诚服；但用什么“文人文字常有的怪戾的刀笔气和攻诘味”来编排鲁迅，并将其与“我以为胡罗文章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字”对照，邵君是否心怀偏爱而稍失公允了呢？

不错，对于在30年代的旧中国，向权贵们建言什么“人权”、“宪政”、“法治”，鲁迅确实是“不想弄明白”也“缺乏兴趣”的，但这其实是洞明世事、看破把戏之后的了悟。邵建说先生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资源”，林毓生却认为那是因为“鲁迅具备了思想和道德上的气度和胸怀……有意识地选择了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参见林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两相比较，我更服膺林说。邵文立论是很扎实的，将鲁迅的“批判”和胡罗的“建构”并列对比，也很发人深省，若再参以林说而慎贬先贤，回望历史而不放任好恶，是否会理解和佩服鲁迅的深刻，从而也不那么伤害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感情呢？

先贤已矣，我辈惟有悬想。但这悬想中或多或少带着我们自己的偏好和时代的局限，也是常情。有此一虑，在指正前人过失的同时，报以必要的体察，也该是我们应有的情怀吧？对先贤如此，对时人亦然。即如眼下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两造常打笔仗，有时形同水火，在韩毓海、###等人这一边，更好将火药调墨，弄得朱学勤、徐友渔们常显出忙于支绌的窘态，我看在眼里，心中也有些朦朦胧胧的想法。但平心而论，我认为“新左”的赤诚和热烈，恰如燃烧的朝霞；“新自”的沉潜和笃诚，则如明澄的天光——二者相映生辉，共同展示着中国新一轮民主历程的黎明。“新左”们如果不是忘情于圣洁火热的呼唤，便不是侠肝义胆的左派；“新自”们如果也在思考中只顾痛心疾首，那就必然远离了自由主义的要旨。如果这边能体察那边补苴罅漏的苦心，那边能支持这边吊民伐罪的义愤，则中国幸甚，我辈幸甚！以此遥测80年前的胡鲁之争，邵君能与我有同感么？

三　沈兴漾：《现代性与“游戏”》

清晰的疏理，严谨的剖析；着眼于“游戏”与感性愉悦的联系，从人生意义沿着“神—理性人—感性人”的回归，挖掘出“游戏”一词狎戏庄严、入侵神圣这一后现代现象的深刻内涵。然后指出它的潜在危险，挑出它的“感性的取乐”和“虚浮不实”这“两种特质”，提醒人们对这日渐普及、几乎要无孔不入的“游戏”保持警惕，并尖锐地指出：这是“虚浮笼罩大地”的“另一种困顿”。

我却不这么看。

这涉及对“感性愉悦”的价值评判，涉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作者很谨慎，他只是反对用“游戏”来“规定我们的生活”，至于该用什么来规定，他缄口不言。但从他关于“重与轻的权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的陈述中，从他关于“生活就应……若即若离”的主张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与“感性愉悦”对峙的理性主义的影子。他强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强调“缺少约束与责任的‘轻’的生活也是相当煎熬人的”，更表明了他的价值取向。

不错，理性也是人生价值之一种，而且可以肯定，与感性相比，它通向着一种更有益于人类进步从而也更高尚、更厚重的境界，我们理应保持对它的虔敬和向往。但这样的虔敬和向往，正是植根于一种更深刻的期待：那些高尚和厚重，最后会落脚在“幸福的生活”上。而哲人们已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