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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他是白宫的要求。”他强调说。当我将这次谈话讲给胡佛听时，他勃然大怒。“马上给迪安打电话，叫他别管闲事。能配合时我自会配合，但这个要求实在太无礼了。”

当我告诉迪安胡佛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时，他对我们的不“合作”感到非常恼火。但白宫并未放弃。当天下午一点半，马迪安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据他本人说是在白宫打的），说他刚口授了一份备忘录，指示联邦调查局进行一切必要的调查和分析，以确认比尔德备忘录是否真实。根据他的说法，是伊斯特兰参议员坚持要这么做的。马迪安的备忘录为我们的报告设定了星期一上午十点整的最后期限。特工们立即被派往ITT办公室，他们从比尔德秘书所用的打字机上获取打印样本，并得到一些用那台机子打印的时间上与原始文件相同或接近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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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前奏（3）

帕特·格雷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得到了实验室的报告。尽管调查结果不是绝对的，但他们已获得充分的证据，证明比尔德备忘录原件是在6月25日或其前后打出的，其注明的日期是真实可信的。在迪安急匆匆的催促下，那些样本和备忘录原件通过信使还给了他。次日，格雷亲自过来将实验室报告还给我，告诉我伊斯特兰参议员希望将备忘录内容整合成一封信交给他。

当天下午七时整，约翰·迪安给我打来电话。“实验室最终报告是不是已交给了伊斯特兰？”他问道。

“还没有，”我说，“但它已在局长桌上等着签字。”

“把它送去之前，我得和局长谈谈。”迪安急迫地说。

“约翰，我相信他会与你谈的，但上午九点之后一定要尽快给他打电话。”

次日九时刚过，胡佛通过内线找到我。“费尔特，白宫想让ITT雇请的一些文件鉴别人员来查看备忘录原件，在我们把最终报告交给伊斯特兰参议员之前，还要和我们的鉴别人员交流一下。备忘录本来就是属于ITT所有，所以我没有提反对意见，我告诉迪安不会有问题的。给实验室通个气吧。”

我立刻会同伊凡·康拉德做了安排，让约翰·迪安知道哪些地方是鉴别人员要报告的。ITT的专家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到。专家组成员包括来自纽约的打字机专家马丁·泰太尔和他的妻子珀尔、文件鉴别专家沃尔特·麦克龙、芝加哥的一名光谱专家和ITT的一名律师。他们竭力证明比尔德备忘录原件是1972年1月打印的，因而推定它是一份伪造之物。但他们的理由难以令人信服，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坚持自己的立场，称该备忘录是在它注明的时间或该时间前后打印的，基本上可以确定为非伪造之物。ITT的人随后要求允许从备忘录中剪去某些字母，让麦克龙带到芝加哥在自己的试验室里进行鉴定。伊凡·康拉德予以拒绝，ITT的律师这时就请求用一下私人电话，然后给白宫打了过去。不到十五分钟，康拉德接到打来的电话，指示他遵照ITT的要求裁剪文件。胡佛后来告诉我，他是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的电话之后才允许那么做的。埃利希曼辩解称，既然那份文件是属于ITT所有，那么该公司就有权按自己的愿望处置它。对于这个问题，胡佛在白宫的压力下屈服了。

情势仍处于失控之中，ITT的专家直到第二天3月23日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才返回联邦调查局实验室。他们从比尔德备忘录中剪去了十五个字母离开了。下午三点三刻，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正式报告交给了参议员伊斯特兰。下午七时整，迪安给我打来电话。

“正式报告已送给伊斯特兰参议员了吗？”他问道。我告诉他当天下午就把它送过去了。

沉默良久，迪安接着问我：“你把它修改了还是让它保持原样不变？”

“它还是原样。”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知道了。”迪安草草地说道，然后一言不发地将电话挂了。他对我不向白宫的压力低头去修改报告的做法极为恼火。

十分钟后，麦克龙打来电话说，伊斯特兰参议员正在抱怨发生了泄密：爱德华·M．肯尼迪参议员已给他打了电话，想在报告递交给参议院之前看看它。

次日十点四十五分，迪安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说沃尔特·麦克龙正在其芝加哥的试验室里工作，已准备了一份该备忘录的光谱报告。“他确信比尔德备忘录系出伪造，”迪安说，“我想让他与你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交流一下。”

我对麦克龙给白宫而不是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感到不解，但我还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