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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哈尔滨的犹太民族宗教学校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

人文科学院》，以色列人文科学院副院长哈伊姆？塔德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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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乐街

我的朋友贾先生结婚后，便搬到了南岗的比乐街上，住在他的老泰山家。

先前，贾先生和我住邻居，他住在河曲街。解放前，河曲街叫罗蒙索夫大街。我则住在与之比邻的河清街上。过去，河清街叫涅克拉索夫大街，两条街挨着。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后来，贾先生的父母双亡之后，经街坊介绍，和南岗区比乐街上的一位宽脸的姑娘结了婚。那姑娘的肩、胯骨、臀部都很实。贾先生说，他就看中了这点，欣赏时心中有一种甜蜜的、充实的感觉。

我去过贾先生的老泰山家。那是一个围着板障子的大院。先前，这里住着一对比利时夫妇（只是住一家），有正房、耳房、仓房、煤柴棚、狗舍、厕所和菜窖，院门是一个双扇的木大门。其中的一扇上另有一扇常开的小木门，小木门上还有一个小窗口，有事、来信、送牛奶，都在这个小窗口里完成。

院子里还有几棵果树和几棵丁香树。过去，到比利时人家搞住户登记呀、人口调查呀、送信呀，每次都可以喝到他们夫妇自酿的果酒。

开始时并没有这条街，这条街是这一对来自比利时的犹太夫妇踩出来的一条蒿草道，而且他们选址在这儿建了这幢房子。有了房子，路自然就有了。世界上哪幢房子不连着路呢？而且从这儿去附近的犹太会堂很方便。只是这条街当时还没有街名，国外来了信，就写比利时人的住宅某某收就行了，赶马车的邮递员会准确无误地把信投递到这里。

估计那时候也没有电话，至少这对比利时夫妇家没有。而且，通信在那个时代是优雅且温暖的事，而今的手机也不能与之媲美。

城市逐渐地形成了，新宅新街也不断地涌现出来。有了新街，自然就得有个街名。于是，当时的城市管理人员将教堂附近的街命名为教堂街，将巴罗金家门口的小道命名为巴罗金街（就是现在的巴陵街），将犹太人布鲁西洛夫家门口的小道命名为布鲁西洛夫大街（就是现在的中和街），将那个巴尔干人家侧面的那条小道命名为巴尔干街。

城管人员到了这对比利时夫妇的家，推开小木门上的窗口，说，喂，记住，你们门前的这条道从今天开始叫比利时街了。

城管人员给新街起名时，自己也感到很有趣、很方便，住着哪国人就起哪国人的名字做街道名字就完了，而且邮递员也不会因为有了新街名而搞错。当然，也有避讳，像德国侨民住的地方还不能叫柏林街，犹太人住的地方也不好叫犹太街。于是就换一个名字，或者叫花园街（那个犹太人喜欢种花），或者叫思想街（那个德国犹太人爱思考），或者叫木柴街（那个法国人有个性，院子里堆满了木柴），或叫聋哑街（那个俄国犹太人是个聋哑人）。略一解释，邮递员就明白了。

比利时夫妇回国之后，这个院子里一共住上了三户中国人家。贾先生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只是其中一家。

贾先生的老丈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曾经在苏联待了十多年，然后回国和一个寡妇结了婚，生下了一个身材健壮、但性格极其温和的女儿。女儿长大了，做了贾先生的妻子。

他们生活得很和谐。

一日，贾先生到仓房去找一件什么东西，发现在角落里有一个被挖开的洞。铁锹还扔在一旁，洞里有一枚犹太徽章……

贾先生蹲在那里仔细地研究了半天，然后，用锹将土坑填好，踩实。

。。

问吧，亲爱的（1）

哈尔滨，说它寒冷也好，说它曾是沼泽地也好，但这儿毕竟是一个相对祥和、相对安全，同时又颇为富庶的土地。所以，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哈尔滨居住的并不全是清一色来自欧洲的那些为了躲避战争迫害的流亡者，以及他们在这里“创造”出来的漂亮的、妙不可言的混血儿，其中也有不少来自长城那边的中国同胞。

流亡在哈尔滨的中国人，大多是从山东、河南、河北，以及从云贵一带来这里谋生的人。在这些人当中，“流行”这样一句话，后来成了一句名言：“人挪活，树挪死。”这是针对古训“父母在，不远游”而言的。可是，当时的中国非常不太平，天灾人祸，战火四起，这才让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人心不古，背井离乡，踏上了远离故乡之路。

背景既然交代清楚了，我们正式开始讲三个几乎相关、但彼此之间又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