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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日成知道，当时各国共产党间的国际电话都要在苏

联转换（也就是说他讲话的内容是被苏联偷听的），就故意将声音提高的很大。

第二天，我和团长没有参加会议，留在宿舍按照金日成的指示写宣言书，晚上快要写完

时，联络人员过来说两方和解了。据我们的国际部长说，两方剑拔弩张，会议陷入僵局时，

邓小平、彭真和苏联开始了谈判。　苏方：“中国还要继续称我们是修正主义吗？”　中方：“苏

联还继续诽谤我们是国际宗教团派吗？”　苏方：“不会，苏联以后不会再诽谤中国了”。　中

方：“那么，中国也不会再叫苏联修正主义了”。　苏方：“那么，我们在列宁像前盟誓”。　中

方：　“好”。　最后中苏两方在列宁像前盟誓，互不诽谤对方。第二天早上，赫鲁晓夫进行了

长达1个小时的演讲，态度与之前来了个180°大转弯。晚上赫鲁晓夫举办宴会，但是阿尔

巴尼亚共产党等都没有参加。　赫鲁晓夫不是一个稳重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以自己的农民出身

骄傲，喜欢开玩笑嘲笑别人。中苏论战期间发生的一件事。11月7日，为纪念10月革命举

行群众游行，各国代表团步行去列宁墓地。邓小平好像腿脚不太好，拄着拐杖走，落后了。

前面的赫鲁晓夫回过头来，让邓小平先走，邓小平拒绝了，说，“我怎么能走在你前面呢”。

赫鲁晓夫说，“没关系，你走前面吧，让你走在我后面，我很不安心，在会议上你质问我。今

天走在我后面，还在用拐杖敲地抗议呢！”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中苏达成合议，签署了共同

声明，但是两方仍然在无声的对抗着。中苏意识形态之争使我受到很大冲击，之前我一直认

为，共产主义者是没有任何私欲、物质欲、权力欲的，只是为了共产主义理念斗争。但是，

从中苏论战看，共产主义者的权力欲很强，当面对权利，思想和理论的正当性都不再重要，

只要复合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歪曲。再加上政治领袖的理论水平一般都不高，他们只是善于

权谋。　我觉得，不能再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要有理论上的创新。

在莫斯科陪同金日，我发现他是一位很有修养的革命家。金日对金日成无限忠诚，但是也举

中国共产党的例子，表达对金日成独裁的不满。“虽然毛泽东的权利很大，但是如果毛泽东错

了，中国共产党内也会提出批判”。　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再加上这此次中苏一丝形态之争，

让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有了更深的认识。

1960年，我陪同崔永建访问中国东北，期间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在火车上，周总

理专门把我叫过去，让我讲述朝鲜历史。分手时周总理对我说，还是用朝鲜语写的朝鲜历史

更好，让我送给他一本朝鲜历史书，我回国后立刻寄给了周总理。在我看来，周恩来是一位

非常聪明、坦诚、机智的人。宴会中，朝鲜代表团团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

邓小平坐在一起，总是周恩来总理能让大家发出笑声。即使他批评别人，别人也会很乐意接

受。　在东北访问时，我从崔永建那里听到了许多当年东北游击抗日的故事。中国人也对崔永

建的游击斗争给了很高的评价，金日成后来与中国关系紧张时，都会派崔永建到中国。　1964

年，秘书们忙着准备将于9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四大。我虽然从1959年就当上了秘书，但是

写文章的才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大部分与经济有关的文章都由经济专家们来写，我负责演

讲稿和群众大会用稿。我时常会觉得，我的思考和现实主义的金日成有距离感。第四届党大

会文件我负责党的建设部分。当时，金日成赋予了“千里马运动”非常大的意义。“千里马运

动”被当作生产竞争运动展开，甚至　被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与其它国家正在进行

的生产建设运动区分。金日成特别强调，“生产”是对生产者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改造。也

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互相帮助，形成团体，在生产中达到集体革新的目的。“千里马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