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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一篇。他甚至表示,我们要制订一个10年计划,因为文章太多,决议也很多,答复起来很费时间。如果苏共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就奉陪到底,也许不止10年,还要更长一点时间。这点道理,我们要向兄弟党讲清楚,甚至对一些跟着赫鲁晓夫跑的兄弟党也要讲清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①
刘少奇在解释中共中央对待苏共中央来信的态度时,谈了四点看法:第一,我们一贯主张团结、反对公开论战。但公开论战不是由我们挑起的,而是由苏共挑起的。第二,苏共既然挑起公开论战,发表了那么多决议、文告、讲话、文章,我们就有权力答辩。苏共既然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们,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手段回答他们。第三,苏共领导一贯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他们虽然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是还在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因此,我们还要看一看,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看看他们对停止公开论战到底有多少诚意,然后才谈得上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第四,兄弟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公开论战也应该讲民主、讲平等,不能因为苏共要论战就论战,要停止就停止。这样不行。刘少奇认为,要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然后才能停止公开论战。协议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苏共要承认过去公开指责中国党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且宣布撤销那些决议、讲话、文章。否则,就不能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保留答复的权利,我们要什么时候答复就什么时候答复。①
在迟迟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复信之后,苏共中央终于忍耐不住了,于1964年2月12日致信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提出开展“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派别、破坏活动的斗争”。但是,苏共中央没有将这封信送给中共中央。结果,中共中央抓住这一点,于2月20日给莫斯科去信说:“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运动,明目张胆地经常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近几年来,苏共领导总是阴一面,阳一面,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中共中央在信中十分不满地说,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停,这种惟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①
激烈交锋(2)
接到中共中央的上述来信之后,苏共中央于当天回信对此作了解释,说他们没有将2月12日的信送给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共中央还没有回答苏共中央11月29日的信。苏共中央不满地表示,你们不仅没有答复苏联共产党,而且于2月4日公开发表文章。你们还说苏共“惟我独尊”、“蛮横无理”、“大国沙文主义习气”,你们才是这样。
在拖了几个月之后,中共中央于2月29日对苏共中央11月29日的来信给予了答复。中共中央在信中说,我们早在1962年4月就向你们提出了加强团结、消除分歧的五项主张。但是,你们把这些建议当成耳旁风,根本不予理睬,继续扩大公开论战。我们在1963年3月9日给你们的信中再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并且提出:为了停止公开论战,需要两党和有关各兄弟党讨论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可是,你们一直不理会我们的建议。7月20日,中苏两党会谈结束的时候,我们又主张在会谈公报中写上:中苏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便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我们的这个建议再一次遭到你们的拒绝。而且,你们不顾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在中苏两党莫斯科谈判期间,竟然于7月14日发表了给全体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②
公开论战以来,对方发表了多少论战文章,双方都有一个初步统计。苏方称,自1963年11月以来,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二百多篇文章和其他材料,并且通过电台用外语加以播发,“许多反苏文章播发几十次”。苏共声称,他们在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发出之后,就“单方面地停止了发表论战材料”。
据中方的不完全统计,从1963年7月15日到l0月底的三个半月时间里,苏联的报刊发表了近两千篇文章和材料,还登载了42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反华决议、声明和文章。
于是,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明确表示,你们发表了那么多反华材料和文章,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写了七篇答复你们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对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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