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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我们演出的《连环套》，从窦尔敦想起了张学良。《连环套》也是施公案故事，说窦尔敦夜盗御马后，黄天霸奉旨拿人，利用窦的义气性格，赚回了御马，捕了窦尔敦。周恩来跟我们说，窦尔敦讲义气，接黄天霸上山，就一定要送他出寨。张学良也讲义气，扣了蒋介石，就一定要送他回南京。窦尔敦和黄天霸约定，比武不胜，就交出御马。朱光祖盗窦尔敦的武器时，没杀窦，窦也要讲义气，甘愿被擒。张学良讲义气虽然没到甘愿被擒的程度，但也是被擒了。周恩来同志说，张学良有“窦尔敦性格”，是由于他自幼从家庭接受了江湖义气的影响。他又很爱看旧戏，《连环套》这出戏对他影响很大。周恩来同志从他看的戏里，联系到历史事件，讲得非常生动。后来，我们剧院由张一然编剧，创作了京剧《窦尔敦》。

1948年，晋绥军区平剧院被调回收复后的延安，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平剧院，1949年又改称西北军区平剧院。从杨家沟之行后，到1949年2月我离开这个剧院之前，约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剧院连续创作、演出了《古庙钟声》、《赖虎记》、《丹梁桥》、《红娘子》和《北京四十天》等几出大型新编历史剧。我参加演出了王一达、石天、邓泽编剧的《北京四十天》，扮演陈圆圆，和我同台演出的主要演员，又增加了殷元和、张元奎、朱小霞等。这个戏讲的是李自成进京后，因太平享乐的倾向、个人得失的打算和杀戮功臣的做法，而导致失败的悲剧故事。它的内容在当时有现实意义，艺术性也比较强，因此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1949年7月，王一达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同志和朱总司令一起接见了华北和西北两个代表团的部分代表。在谈到解放区的京剧工作时，周恩来特别夸了夸我们那个西北军区平剧院。

没老师和同志们的帮助、鼓励和教导，我哪敢演？（1）

那些年间，我跟很多同志同台演出过京剧。有大家一起的努力，才能有当年延安活跃的戏曲舞台。这些同志都让我难忘。他们是：阿甲、罗合如、陶德康、任桂林、王一达、张东川、王镇武、张一然、石畅、简朴、薛恩厚、石天、李纶、肖甲、张梦庚、孙震、张一山、方华、王铁夫、赵容美、牛树新、袁广和、赵魁英、刘涌汗、王红宝、孟刚、陈怀平、吴瑜、李更生、齐秀林、张洪春、张琪瑶等等同志。

张东川和简朴后来与一达同在中国京剧院工作，一直合作到离休。我和东川是在延安鲁艺戏剧系认识的，那时就同台演出，是延安早期京剧活动的老战友。东川当年是个好花脸，演《法门寺》的刘彪、《梁红玉》的金兀朮等。我记得，在《梁红玉》里，我扮演的梁红玉，和东川扮演的金兀朮，有一场他追着我上台对打的戏。一次，叮叮咣咣我上了场，比比划划地回身跟他对打。可是，一回头，没人，东川没上台来。我就只好自己跑了个圆场，等他上来了才打。原来他的帽盔松了，正系带儿，没来得及。

我与简朴同志是在延安鲁艺平剧团认识的。那时，他从党校调来，被选为支部书记，我一有解不开的事儿，就愿意找他谈谈，他能帮我分析解决。简朴是因为喜爱戏曲，才从党校调来的。他能唱能演，嗓音又宽又亮，非常甜美，是一个好小生。我觉得现在的小生也很少有他那样好的嗓音。

说实在，我被组织上分配搞京剧后，心里是有压力的。因为那不再是业余玩票，而是得参加专业演出，完成任务。可我从小并没有拜师学过京剧，懂的太少，会的太少，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很多都得现学。怎么办？只有向懂京剧的老师学习才行。而且我必须下大功夫，勤学苦练，才能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所以，我在延安跟好多位老师学过传统戏。他们一招一式地指教，一腔一声地指导，我才有了上台演出的基础。

那时，主要教我传统戏的有陈冲、陶德康、任桂林、王斌亭等同志。我从小没进过科班，学起来才知道学戏不易。

任桂林同志教戏时，特别有耐心，百教不厌，总是到我完全学会了，才结束，还鼓励我。他教我唱《奇双会》时，教了一遍又一遍，边教边讲解。我会唱了后，他又组织乐队跟我伴奏合练好多遍，直到配合得非常严实了，他才满意。看着我练得不错了，他开玩笑说：“任均呀，你可以灌唱片了。”得到任桂林同志这样的鼓励，我心里很愉快。

陶德康同志教戏要求严格，比较严厉，我们跟他学戏时，不敢反复地问来问去。可是学两三遍学不会，又不敢问，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那时候，我们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