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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主演，我扮演一个女配角。同台演出的还有李波、齐心、王亚凡、陈若飞、肖甲、周冰等。齐心和李波、陈若飞也都是我在延安相识多年的朋友，喜欢在一起聊天。1946年5月至8月，我带职到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学习。延安平剧院有重要演出时，我还参加。

我在延安平剧院参加演出的最后一个戏，是陈白尘编剧、特邀刘郁民导演的大型现代讽刺话剧《升官图》。我扮演马小姐。这个戏通过肮脏的官场交易的剧情，表现了贪赃枉法、寡廉鲜耻、关系学盛行、真理良心丧尽的官僚政治现实，说明国民党政权的*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统治机构的糜烂。那是一种创造性的特殊艺术形式的演出，非常受观众欢迎，报纸上还有评论文章给予很高评价。

那些年在延安做京剧工作，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我们在野地喊嗓子，练功、排戏都是在半山坡或平地找空场。大家跑圆场、翻跟头、练武功等等，都是露天。后来，有过一个所谓小礼堂，其实就是一间大平房。开会、吃饭、练功、排戏，甚至内部的小型演出，都可以用这个小礼堂。在延安本地公演时候，是在几个大礼堂里面演，有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边区政府大礼堂，后来还有中央党校大礼堂。说是大礼堂，其实，只有八路军大礼堂比较大，别的礼堂，都挺小的。观众座位是用横木板条钉的。舞台、后台都小得很。就是在那样条件很差的小舞台上，我们开始了延安早期的京剧演出。后来杨家岭新建的中央大礼堂就大些了，条件也比较好些了。

在延安，我们也在露天的舞台上演出，观众主要是党、政、军各级干部和部分战士、工人、学员。有时在商业区的旧式戏台上演出，观众主要是附近农民和工商业者。去外县和下乡演出时，都是在临时搭起来的露天舞台上，观众除很少数当地干部、战士外，就都是农民了。无论在哪儿演出，我们都很受观众欢迎。在延安演出时，常有外县的干部、战士背着行李，走几十里路来看戏。我们自己那时候觉得，陕北群众对京剧像对秦腔和眉户戏一样喜爱，我们为他们演出时，观众总是非常踊跃。

调晋绥军区平剧院，

在杨家沟听周恩来讲“窦尔敦性格”

1946年11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前，我和一达都转到山西的晋绥边区，在成立不久的晋绥军区平剧院工作，归贺龙司令员属下。我在那儿担任研究员，仍兼做演员。在这个剧院里，我除演出从前的一些保留剧目外，还新学习和演出了几出传统戏。

1947年12月，我们晋绥军区平剧院奉命组织了五十多人的演出队，隐蔽行军，夜渡黄河，到陕甘宁边区进行慰问演出。王一达带队。我们先到陕北的米脂县杨家沟为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演出。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在山顶上。那时，中央正在召开重要会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在那儿。他们像原来在延安时一样，还是连续看我们演出。

12月21日，午饭后接到通知，说中央领导要接见我们这五十多人，我们就集合到了一个院子里等着，看是谁来。那院子里的窑洞窗子，像教堂的窗户，很好看。一会儿，贺龙同志领着毛主席来了。大家都非常惊喜，便鼓掌。一达主持了几句，就请毛主席讲话。那时是战争环境，要求保密，不准记录，但还是有人悄悄记了下来。

毛主席先讲战争形势，说我们打仗是用大的兵力吃敌人小的兵力，统治者的力量由大而小，解放者的力量由小而大。然后又讲京剧改造。他说：“你们平剧院接受旧的艺术，还要创造新的艺术。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现在看，主席的话比较偏激。他说旧戏里，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要“改造更多的旧戏”。那时我们演出的戏里，有个《恶虎村》，讲的是施公案故事。说清代江都县令施世纶路经恶虎村时，被其护卫黄天霸的两个盟兄弟劫进庄院。黄天霸借祝寿为名，入庄探明情况，聚伙杀死两位盟兄弟夫妇，救出施世纶，火烧了恶虎村庄院。毛主席给我们讲话时说：“《恶虎村》这出戏应该把黄天霸改写成特务。”

我们到杨家沟的第一场演出开始之前，演员正在后台化妆，周恩来同志忽然来到后台，说他代表中央来表示欢迎。过些天，1948年初的一天上午，他又到我们驻地来。他先走进演出队负责人的窑洞，跟一达说，要到每个窑洞去看望所有的同志。但一达想请他讲话，就建议把大家集合到这儿来。集合后，一达请他讲了话。

周恩来同志讲话就像拉家常，感觉没什么距离。他一开始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