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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和谐发展，不仅在关爱孩子的同时，还要协调好老年人口的生活。

最美不过斜阳红，老年人的生活需要和孩子一样，能有一个快乐的生活。这样他们才不会孤独、寂寞。在敬老院给我们的结论是，老人与老人之间的交流是辛酸的泪，而老人和孩子的交流能露出更慈祥的笑。

夕阳虽好，近到黄昏，我们在笑问斜阳的同时，请不要辜负斜阳的那份曾经的美。

时代的烙印

时代的烙印

蔡元培的历史使命

北大校园，在未名湖畔的小树林中，有一尊铜像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周围的衬景丝毫显现不出这位伟人昔日的光彩。铜像前，我久久地伫立在那里，瞻仰这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学术典范。无论从他的人格、学识还是他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对于这些，他已经成为一种符号，被定格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就是北后人尊仰的蔡元培先生。

我们知道，五四前后是一个创造的时代。这又不能不让人想起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上的自由促进了文化的大繁荣。知识份子在这一时期所履行社会使命是其创造的动力，而创造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要具有一个更为宽松的文化心态。这在晚清奄奄一息的社会背景下，新生的革命政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意思形态领域，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了剧烈冲突，大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成为那个时教育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在那个学术*、教育陈旧的岁月；明智的文人再也不相信什么那个时代的承诺。也正是清廷的顽固、垂死的学术体系注定了一大批学者的最终命运。就连大学者王国维也难于幸免。虽然蔡元培先生曾中秀才、举人、进士，被点为翰林院编修，有很深厚的儒学功底。对国学也有很深厚的感情，但以他的个性他是不会步王国维的后尘的。因为在他的思想深出还有一个未了的使命。

先生一生奔走于教育与革命之间，兼有多种身份，既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亦曾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他还倡议成立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并被任为大学院院长。笔者认为他从政的目的并不在于他有什么样的政治抱负，而是在为他的教育理念付诸实际。

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曾经在北大任教两年。他对蔡元培的评价是：“与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等顶尖学校的校长相比，蔡的专业知识比不过他们；可在教育上，他们比不过蔡。”

1917年元月，天津《大公报》一月九日号外：蔡孑民先生于上午九时，慷慨向全校作《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在这场演说中，他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他曾自述：“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思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某种意义上说，他让北大从一个专门培养官员的职业学校成功地转变为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综合大学，赋予了北大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之名。人称北大之父毫不为过。

1912年，他在就任教育总长时说：教育有两种：一是隶属于统治者的；一超越统治者的。前者的教育是纯粹依附于政治的，没有什么独立性与自主性可言。我们现在是共和时代了，教育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教育家应该立足于人民来制定教育方针，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

对于教育的制度化、政治化蔡先生是极为痛恶的，他尝试着将还在襁褓中的新生教育观念从传统的定位中给解脱出来，从而实现学术上的自由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秉承了西方的“天赋*说”。但从他的思想内核中，我们知道，他一直把理论的思考和讨论归罪于政治，试图从自己的政治地位中来解脱那种新生的教育理念。在做北大校长期间，当时军阀百般阻挠，干涉大学教育，让他感到力不从心。为了践行自己的诺言，在北大他曾七次要求辞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他说：“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候他批准……，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他一直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