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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

在这一时期，陈鹤琴与蔡元培、欧元怀等人填表加入由张謇、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

陈鹤琴的家庭又增添了新的成员，他的儿子一飞、一心和女儿秀兰分别出生于1929年、1932年和1935年，组成了亲情融融的大家庭。

二　爪哇之行（1）

1937年1月底，熊希龄、毛彦文夫妇和陈鹤琴、关瑞悟一行四人登上芝沙路亚号邮轮驶离上海前往爪哇，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与中国驻荷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总领事宋发祥和中国最早的女飞行员颜雅卿会合后，一同出席由国际联盟召开的远东禁贩妇孺会议。熊希龄曾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财政总长，此行代表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总会，毛彦文代表中国女界红十字会，陈鹤琴代表中华慈幼协会，关瑞悟代表北京香山慈幼院。显然，这次会议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以至于出发前与会代表竟对中国各地妇孺被贩卖的事实和数字仅知片鳞只爪，难以概全，原以为这些材料应由政府代表负责。直到上船后，为稳妥起见，经商议，大家公推陈鹤琴执笔，将各人手上的所有材料汇集，写成书面报告。由于材料十分零散，又要代表中国向全世界控诉中国妇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从香港到爪哇的12天航程里，陈鹤琴不得不绞尽脑汁，孜孜不倦地写作报告。后来，他的胃病犯了，剧痛到不能下床的地步。同行的关瑞悟负起了打字的任务，遇有字迹辨认不清，陈鹤琴就耐心解释，逐一回答，直到报告完成。

代表团一行抵达爪哇后，大会已经开幕。这时，他们才了解到，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中国驻爪哇总领事只得到参加此次会议的通知，并没有关于会议议题的任何供发言和报告的材料，实令熊希龄、陈鹤琴等来自民间团体的代表感到有些意外，好在他们在船上作了一些准备。中国是远东地区妇孺贩卖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这次会议内容又与中国密切相关。在大家的公推下，陈鹤琴担负起每日草拟报告的任务，并被推选为专门委员，在除大会政府代表发言外的小组讨论和专题会议上代表中国发言。他以娴熟的英语用大量事实回答各国代表提问。首先，中国代表向大会介绍有关中国妇孺被贩卖的情况。在发言中，陈鹤琴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在中国，每年被查获的妇孺贩卖案件，在上海有400起，在北平和厦门各200起，未被查获的案件肯定远远超过此数字。贩卖妇孺重点主要在上海，其他重点城市有沈阳、大连、北平、天津、开封、潼关、厦门、汕头、香港和澳门等。虽然中国政府禁止卖淫，但娼妓人数仍十分可观，仅上海一地就约有娼妓5000人，加上暗娼则数量超过2万。此外，在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女孩被贩卖沦为奴婢的现象屡见不鲜，根据上海1936年的一次登记中，就有1000名奴婢。发言中，陈鹤琴总结在中国造成贩卖妇孺的主要原因有三：（1）旱灾、水灾及饥荒等自然灾害；（2）愚昧无知及贫苦困苦；（3）吸鸦片烟的父母卖掉自己的女孩。尽管中国国民政府对此曾颁布相关法令，也对贩毒吸毒采取了措施，陈鹤琴提出，废除娼妓必须从教育入手，同时应重视对娼妓性病的治疗，使她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关于加强各国警方和主管当局在禁贩妇孺问题上密切合作和广泛沟通信息的问题，陈鹤琴认为，上海的外国租界和公共租界已成为贩卖娼妓的“藏身集散地”，因此外国租界和公共租界应与中国当局合作，共同打击娼妓和贩毒。

关于如何保护移居本国移民免遭贩卖的问题，当英属新加坡代表谈到移居该国的华人妇女在过去的25年中比华人男性多了一倍时，陈鹤琴表示，中国普及教育的发展和妇女解放有助于逐步减少贩卖妇孺。陈鹤琴还谈到，在新加坡的中国移民有两类，即劳工与商贩，当今的劳工仍为未受过教育者。但中国政府正尽全力加强###教育，以减少他们被贩卖的可能性。同时，他还指出，不应忘记，这些工人对当地经济的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　爪哇之行（2）

关于在远东地区取缔领有执照妓院问题，陈鹤琴指出，取缔领有执照的妓院是个大问题，它涉及卖淫的原因，这通常是贫穷和无知。据当时所作对北平500名娼妓的一项调查，仅有11人识字和2人受过教育；在对天津3000名娼妓的调查中，只有13人能读写，占0�4％，竟有40％为弱智者。在会上，陈鹤琴又一次列举苏联在禁止卖淫方面所采取的有力措施。十月革命前，在莫斯科有数万娼妓，苏维埃政府下令取缔妓院并为###设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