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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挽沉沦全仗吾同胞，天仇怎不报，不杀敌人恨不消。

快团结，快团结，快团结，团结，团结奋起，奋起团结，奋起团结。

……1936年2月23日，由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国难教育社在原教联的基础上成立，提出抗日救国教育的主张，发动募捐办学。成立初时参加的有七百多人，以后发展到几千人。一时间“国难教育”成为沪上教育界最富激情的旗帜与口号，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同与响应。陶行知说：“现在是教育与国难赛跑。我们必须叫教育追上国难，把它解决掉。”陶行知指出：“直到日人步步侵略，华北汉奸猖獗，处在困难当头的时候，就以国难教育配合着当时的需要。”在陶行知的主持下，国难教育社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除了过去在教联时期，通过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和青年协会上层人士的支持，在全市办了很多识字班和女工夜校，还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公开合法地到工厂招生，并派出成员在各校授课，宣传抗日爱国。对此，负责公共租界华人教育事务的陈鹤琴予以积极响应并大力支持、参与。在陈鹤琴的主持下，自1934年至1939年，工部局先后在荆州路小学、东区女校、北区小学和新闸路小学开办了4所工人夜校。

1936年，为响应国难教育社提出的抗日救国教育的号召，陈鹤琴与陶行知一同前往沪东参观由钟###持的工人识字学校——沈家滩小学。陈鹤琴多方奔走，为纪念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而募捐，将沈家滩小学改建为余日章小学；以后又开办余日章二小和三小，招收工人和女工学习识字和文化知识，由国难教育社派出成员担任校长和教师。曾当过陈鹤琴和陶行知助手的张宗麟，此时是生活教育社和普及教育促进会的负责人，他出面直接经办了这些工作。实际上，###地下党组织是推动国难教育的强大力量。据时任###地下党教联和国教社负责人的郑伯克回忆：“国教社总社上层理事会在陶行知的主持下，广泛团结各界人士。他亲自做了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的工作，陈为纪念上海基督教总干事余日章而募捐办余日章小学，党组织即利用此机会，派党员在3所余日章小学任校长，所聘教师也大都是党员和进步人士。”《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郑伯克###》，第48页，###党史出版社，1999年7月。

陈鹤琴对陶行知的许多创举非常赞赏。1935年陶行知陪同陈鹤琴参观上海流浪儿童工学团。原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一直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陈鹤琴时的情形。那时，17岁的方明和一位朋友以小先生身份来到工部局华人教育处，陈鹤琴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方明讲了小先生的工作情况，陈鹤琴听得饶有兴味，并说要亲自去看一看。不几天，陈鹤琴来到约定的苏州桥附近，由方明引领着来到孩子们中间。陈鹤琴弯下腰去给孩子们讲故事：有一天，一头黑羊和一头白羊从河的两岸上了桥，两头羊互不相让，结果咚的一声都掉下了河。故事说的是朋友之间要相互谦让的道理。陈鹤琴讲得有声有色，小先生们听得聚精会神。

由于陈鹤琴的特殊身份，他对陶行知的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好的配合。据记载，山海工学团团长马侣贤于1934年春天被国民党当局以左翼文化联盟负责人理由逮捕，经陶行知要求，由陈鹤琴出面予以保释。陈鹤琴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出面营救了许多被租界当局拘捕、扣押的生活教育社成员、夜校学生和进步青年。

1936年5月，国民党###于右任向陈鹤琴亲赠手书岳飞《满江红》，寄托了两位爱国人士在日寇进逼、国难当头时的共同心声。

30年代，中华民族危机四起，外敌入侵，国内战事不断。尽管当时有国联和英、美政府出面调解，国内也有人高调谈论“和平”，但从1931年9月以来国内时局的动荡变化和国民政府的态度，陈鹤琴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对于教育家说来，教育是救国的武器，也是最有效的救国方式。陶行知说：“解决国难的教育方案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保卫###领土主权之完整以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一切教育设施都要以这个神圣的使命做中心。”《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44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陈鹤琴说：“我们知道，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她的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若不能积极的参加国家战时的活动，这教育是无用，是破产，应该予以解散。所以我们在全面战争开始时，应该针对目前的局势，未来的需要，把儿童教育的设施方法，整个的改革一下。”《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