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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结果有利于某个政府公诉人，不利于某家公司。报纸和广播也在日益频繁地宣传那些由公司所聘请的公关炒作高手为美化公司而编造的故事，或者是为了保护公司、对其竞争对手聘请的公关专家所编造的故事予以回击。

随着竞争的升级，进入政治竞争领域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没有财团支持的个人和组织很少能突破重围。位于华盛顿的“公共利益”组织仅靠相当于公司游说预算中一小部分的资金维持运营，而在华盛顿之外则很少有政治关系。网络是一条募集竞选资金的有效途径，博客世界是一种发表观点、发泄挫败感的喧嚣的方式，然而，这些网络论坛和政策制定者并没有直接或是系统的联系。

另一方面，曾经就公民所关切的问题仗义执言的机构几乎已消失殆尽。华盛顿仍然存在工会组织，它们的选举捐款依然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党而言，但是它们已不足以对那些对劳动者有巨大影响的决策有强大影响力了。负责考量“公共利益”的管理机构已经被大大削减。立法者对地方性的利益集团的关注也越来越少，即使它们组织成全国性的联合会，也不会得到更多，因为立法者要花更多时间为募集竞选专用款而向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高层管理人和说客寻求更多的资金支持。政治回报仍然源源不断，但已不再符合行动的初衷了。比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曾经在1944年一手促成了《退伍军*利法案》的出台，而现在这类联邦组织已经风光不再。与《退伍军*利法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4年克林顿推动立法，尝试提供惠及全民的健康保险计划。尽管该法案在**会获得了提案，但克林顿的立法机构仍然归于失败。其中部分原因是该提案过于复杂繁冗且官僚化。另外，还因为它缺乏广泛的工商业组织支持。各家公司的游说反对来势汹汹，同时克林顿也没有建立有效渠道，动员民众支持。

转向的政治（1）

最近这些年来，“公司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了关于*资本主义悖论的假想答案。在今天的商学院里，它是人们讨论的热点，比如，2006年，超过一半的工商管理课程的负责人要求学生们至少选修一门与此相关的课程。超过80％的公司招聘人员表示，商学院毕业生应该对该课题有所认识和了解。每年关于这个主题的公司研讨会要举办几百场。成千上万的公司高层管理人认真聆听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顾问们阐发其重要性。世界上顶级企业的CEO及政府官员，每年聚集于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严肃地讨论这一问题，并对他们的使命发表宣言。此时，众多“社会责任审核员”正在评价公司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数百家公司拿出漂亮的公司报告，鼓吹它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拥有全职工作人员、网站、时事通讯和基金理事会的非政府性组织制定了社会责任方面的公司行为规范，并根据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为它们评级。全球至少有800家共同基金宣称它们致力于此。1999年，在达沃斯发起的联合国全球契约列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目标，截至2006年，已经有超过3000家公司签署了这一协议，英国甚至为此委派了一名部长。

这些行动绝大多数是严肃的，有一些还产生了正面影响。但是几乎所有行动都发生在*流程之外，几乎没有一项能改变游戏规则。如果我们把它看做*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超级资本主义的逻辑。它也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了更加困难同时也更加重要的工作：保护并推进公共利益，避免超级资本主义将政治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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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兴趣愈加浓厚与对*制度信心的下降密切相关。现今，改革者们常说，他们发现游说公司高管比游说政客更容易；他们认为，推动某些大公司改变它们的行为方式比试图修正公共政策更为有效。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乔纳森·拉希说：“政府在环境问题上没有发挥其领导作用，而产业界却越来越乐于对此发表看法。”

对政治的嘲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拉希的观点仍然令人感到奇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府之所以无法发挥领导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些年来大公司越来越有效地阻止了政府在环境或者其他可能会让公司作出它们不想作出改变的问题上有所作为。为什么产业界想努力阻止政府涉足某些问题，而它们自身却越来越乐于对那些问题发表看法呢？当然，在公司中，致力于加强公司社会责任感的人，通常不会同时积极游说反对要求公司强化社会责任感的法律规则，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主流现实：在超级资本主义条件下，出于竞争的原因，整家公司必须坚决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