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4 页)

在数百英里之外的赌场。这项法令可谓美国博彩协会的一次伟大胜利，该协会代表着美国最大的赌场运营方。随着该法案移交到众议院，产值达15亿美元的赌马业的说客们同样表现不俗，开创了一个豁免先例（自从2000年以来，他们已经为立法者们捐献了超过300万美元）。全美职业棒球联合会的说客确保了该法案不会限制“梦幻体育”系列游戏，棒球再度流行的部分原因是这些游戏的普及。而代表便利连锁店和各州的说客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该法案影响彩票业。

5

公司对政治的操纵，同样影响着广大民众对当前议题的认识。游说活动的任务之一，就是为你的观点提供更加明智的证据，这通常需要经济学家、政策分析师，以及数据收集人员和处理人员的共同努力，另外，还需要那些可以使任何决定听起来都显得合情合理的语言大师的加工。立法者需要证明他们决策的正确性——即便无法直接向广大民众证明，至少要向对于最后结果敏感而多疑的媒体证明这一点。监管者必须让法官们相信他们并没有武断地作出决策。由于争执中的各方都要争取最有利的结果，因此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请专家论证，但他们也明白，其中某些论据只有一半是事实，有些甚至根本就是*裸的欺骗。这导致了更加广义的*——学术*。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教授政策课的时候，就目睹了这些情形。公司付费给“专家”证人来作证，他们的论证刚好足以支持客户，同时又不必出卖自己的职业道德。20世纪90年代，我在劳工部工作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专家”变得不顾廉耻了。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深受爱戴的教授和华盛顿智囊团的“高级研究员”在国会听证会、监管会议，甚至在他们一定也很了解的华而不实的媒体上作论证。他们很少会让别人知道他们受雇于与他们的结论利益相关的公司或者贸易联合会。

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更多的专家抛弃了职业道德，因为在这段时间，商业竞争加剧了，经济利害影响更大了，而且公司及其说客愿意向专家支付更多钱。就像其他可以交易的商品一样，如果价钱合适，良心也是可以收买的。

在这些年里，专家证人成了公司在联邦地区法院进行法律诉讼的法定组成部分。诉讼往往不是发生于公司与政府公诉人之间，而是发生于争夺竞争优势的公司之间，例如控告对方侵犯专利或者版权、从事违反反垄断法的掠夺性商业行为、废除合同或者使合同变成一纸空文、强加或规避债务。参与诉讼的专家通常提供互相冲突的数据和分析结果，让法官及其工作人员花费无尽的时间归纳整理。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司之间的法律诉讼成了联邦法院中增速最快的诉讼类型。

被淹没的民主（5）

大规模立法斗争造就了大量收入颇丰的专家。根据《纽约时报》发表的内部预算文件，在2003年，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预计联邦医疗药品福利提案会引发争议，于是拨出100万美元的预算授予“经济学家智能回音室——　一个由经济学家和思想领袖组成的常设网络，一个通过论文和证词来反对联邦价格监管控制的快速反应团队”。在国会正式考虑医药福利案之前的几个月，贸易集团为研究和政治机构出资200万～250万美元，“以建立智力资本，并从可靠来源获取更大量的信息”支援医药行业。

6

我们作为公民的声音——与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声音相对——正在被淹没。我们甚至可能会丧失自信：作为公民不得不说的问题是否重要？造成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因为大公司通过共谋将我们作为公民的声音淹没或者边缘化，而仅仅是因为公司争相投身于日益升级的政界竞争，以求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这种不断升级的竞争，使华盛顿和其他州府城市中的游说声日渐喧嚣，以致即使公民大声呼吁，政府也难以听到这些不和谐音。超级资本主义已经蔓延到政治领域，淹没了*制度。

政治竞争有多种形式。当选的官员蒙恩于公司的说客，他们从客户那里为这些官员筹集了越来越多的竞选捐款，同时这些官员担心选举对手们可能会取而代之得到这笔钱，因而向说客及其客户勒索更多的捐款。国会听证会和监管过程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代表不同公司或行业部门的专家证词和文件，而这些公司或行业部门将受到那些即将出台的政策的潜在影响。法院中满是公司律师提出的诉讼，指控监管调查结果或程序有利于某家公司或者行业内的某些部门，不利于其他公司或部门，或者指控法院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