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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竟独挑中线，陷了抚宁！韩绛赶紧飞符河东、庆州，让他们火速发兵援救、策应。可大宋的救兵，是那么容易调的吗？

河东救兵，最近的应当由神堂寨经荒堆、葭芦河一线，直趋啰兀城。可他们害怕西夏伏兵，硬是南下绕道永和关，然后再沿路北上。救兵如救火。永和关远在绥德之南，就是勉强绕到，啰兀城怕也早失守了。这样救兵，顶多也就塞责而已。不过，较之庆州，它还算好的：虽然慢，却不及于乱。因为催发救兵策应过急，加上原先有些矛盾没有解决，庆州的士兵竟造起反来了！两千多人放火烧了北城，大肆抢掠一番之后才斩关而出。幸亏守将王广渊，就是先前在河北发放青苗钱的那个王广渊，软硬兼施，好不容易才将暴乱平息了。庆州一乱，仗还能再打吗？皇上一道命令，干脆叫韩绛放弃啰兀城、银州。韩绛虽然上章反对，到底君命难违，还是遵令撤军了。几千守军带着辎重，且战且退，死伤还能少吗？银州方面尚未接敌，弃城退入河东倒是没有太大损失。

仗打到这个份上，自然少不了要清算一番。皇上忧心忡忡，与两府大臣商议，究竟该怎么有个了结。

早就等着这一天的文彦博，终于说话了：“陛下，叫老臣看来，陕西事好了。倒是国事，深堪忧虑，陛下不能不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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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五回（3）

“什么国事？”皇上问。

“陕西不过是个例子罢了。朝廷举措，一定要合乎人心，以安静持重为先。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广泛征求意见，兼收并蓄，不能偏听偏信。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宵衣旰食，古今少有。可至今收效不大，而且人心浮动，难得安宁。为什么？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因为变法更张。祖宗一向的法制，哪里会都不合适，一定都得变个样子来？不过有些地方废坠不举罢了，重新拾起来，让它落在实处，也就行了！本来无枉可矫，现在不但矫了，且又矫而过正，能不乱吗？”文彦博的话，说得稍微有点儿紧张、急促。也难怪，这话可是憋了很有一段时间了！

自打怂恿张靖攻击薛向，他就准备进攻了。可是发而不中，反倒欠了安石一个人情！此后，朝廷越搞越乱，他自然越发要说话。可眼见说话的一个个或贬或调，皇上与安石好像变成了一个人，他也就韬光养晦，蓄势待发了。他是枢密，不直接过问政事，正好也给了他一个装聋作哑的机会。对于朝廷撩起的种种纷争，他始终一言不发，仿佛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非但如此，富弼阻格新法，抗令不行，他还发过火，说大臣有不同意见可以上书直言，不该公然抗法不行，俨然又是个新法维护者了。要是朝廷与他相安无事，他或许终身都会做个“隐君子”，将他对于新法的态度带进棺材里去吧？但既是变革，怎么可能一点儿也不触动他呢？为了更好地进行吏治改革，由安石建议，皇上同意，扩大了审官院的权限，将它一分为二，变成东西两院：东院主管行政官员的任免，西院主管军队系统官员的任免，东西两院由中书统一管理。军事官员的任免，原是枢密院的特权，这么一改，枢密院可不就成了空壳了吗？身为枢密使，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还就是他，久经朝政，没有立即发作，仍然静静地等着机会。陕西兵败，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他能不抓住不放吗？既憋了那么久、那么深，徒然一下说出来，要不紧张、急促，可不是难吗？！

奇怪的倒是皇上！竟一点也不震惊，好像早就料到他终究会有这么一天似的，只冷冷地驳道：“三代圣王之法，都还有积久生弊的呢！国家承平百年，法制怎么能不小有更张？”

安石淡然一笑：“这也是万不得已。朝廷明知有害于民，怎么能装傻不变？为民求变，有什么不可以？倒是什么都颓堕因循，一如西晋，那才真正要万劫不复！”

吴充也在场，眼见文彦博下不了台，赶紧打圆场：“朝廷变革，都是为黎民百姓着想，原是不错的。只是有些州县官吏，不能体会皇上的圣德，难免操之过急，骚扰百姓，也要注意。虽是救弊，也要慢慢来。”

“用交子太不方便了。”文彦博似乎也在找台阶，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交子也就是纸币——一种最原始的纸币，起于唐代的飞钱。用它代替金属货币，除了携带方便，也还有经济方面的目的。用它交换实际金属货币的差价，即是利头所在。通过不等价兑现，掌握交子发行权的朝廷可以大赚一笔。比如，开出一千铜钱的交子，原是顶一千铜钱用的，兑换时假如只能得到八百实钱，那二百就被经营交子的人侵占了。既不是正式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