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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了，该存些体面才好。”

仁宗点点头：“还是丞相宽厚。朕又哪里想置阎公公于死地呢！”

商量的结果，是将他由入内都都知贬为入内都知，调到秦州去任钤辖，后来又改去了郓州，名义上是一州的武官，实则不过顶个空名，干拿俸禄而已。

阎文应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么一天，接旨之后一直很坦然，也没向任何人作任何辩白，更没去乞求。可能是经历太多，看得太透的缘故吧？但陛辞的时候，他还是止不住落泪了，高大的身躯也有些伛偻，原本大而有神的眼睛竟变得有些混浊了。

范仲淹赢虽赢了，并不轻松，因为震慑了朝廷，不能不又结个疙瘩。当然，暂时还没什么，甚至还被迁了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了，他改做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成了代理开封府的第一把手。至于为什么这么安排，说法不一：有说酬功，有说借重才干，有说买安，有的更说是一种羁绊，真实用心，则只有当事者自己清楚了。或者，几种说法都对，原就是兼而有之，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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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回（1）

贤愚不肖水火相拼

黍尺钟律毫厘必争

早在立国之初，宋太祖就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大建汴梁，不但修复了旧城，紧接旧城又另外造了一座新城，大内也照洛阳皇宫的规模大大扩建，虽同为京都，汴梁早不是五代所能比的了。

新的汴梁，光新城方圆就有四五十里，水门不算，东南西北的城门竟有十一座之多。旧城周围二十里，也有十座城门。最里面才是大内，也有五里见方。新、旧两城的城墙，高大不说，都是专门从郑州运来黏土垒成夯实的，城门则另外砖包石围。大内的宫墙，更是清一色的砖石结构。外城围着一道护龙河，几丈深，十多丈阔，两岸堤上都种着杨柳。前后另有五丈河、金水河、汴河、惠民河等四条河，穿城而过。至于城内飞桥凌空，商家林立，人烟稠密，殿宇辉煌，等等，更甭说了。光是描摹汴京的万言大赋，前后就有好几篇。宋太祖也特为自己的新京城而自豪。当年，吴越国王钱俶还没有归顺，送他一条犀带作为朝觐之礼。他哈哈一笑，说：“朕有汴河、五丈河、惠民河三条宝带横贯京城，还有什么别的能与它相比呵！”弄得钱俶哭笑不得。

汴京虽好，却没有山川屏障，这是太祖的一块心病，他还真动过迁都洛阳的念头，但要割舍汴都，谈何容易！更不要说事体太大，还有诸如漕运等等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他也只能偶然感慨而已。西京洛阳始终只是陪都，没有升格。后来，虽辟了应天府为南京、大名府为北京，也都是陪都，同样只有象征意义。真宗时战事吃紧，也有人动过南幸金陵、西幸成都的念头，那也只想临时避难，与迁都无关。

明白了这些原委，当孔道辅——就是那个曾猛叩垂拱殿殿门的人，突然上书请求迁都洛阳，朝野上下莫名惊诧，也就毫不奇怪了。孔道辅倒也不是没事找事。到仁宗，新汴京也经过几十年沧桑风雨了，光新、旧城城墙就已破败不堪，亟待修缮。孔道辅是为仁宗支招儿的，只是这招儿支得有点奇异罢了。

仁宗问仲淹：“爱卿怎么看？”

仲淹说：“迁都当然不可能。好好一个太平天下，怎么突然要迁都？那成个什么样子？不过，西京历来为帝王之宅，有关、河之险，出可以攻，退可以守，也不失为处急解难的绝好所在。只是目下宫殿失修，粮草无备，缓急之间一无所用。假如从现在起就做些准备，以礼拜山陵为名，修好宫阙，储备粮草，将来万一有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易经》说：‘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皇上能多少留心，再好不过了！”

仁宗倒也觉着有理，不过，也就听听而已，要是范仲淹不再生事，这事也许永远都不会再有人提了。

可范仲淹闲不住。这次，他直接与吕夷简较上劲了。

他不满夷简只用自己门下出来的人。用人是皇上的专权，升降宠贬，迟速快慢，都应该由皇上说了算，尤其是亲近大臣，更不能交给宰臣随心所欲。权柄可失，什么不可失？他画了一幅《百官图》，径直去见皇上。

皇上翻着《百官图》，一时参不过来，愣在那儿了。

范仲淹指着图，一点一滴破解给他听：“这几位这样升上去，是循序渐进，情通理顺。这几位超升，一步三级，资历顺序全都一步踏倒，违情睽理。合乎情理为公，违背情理为私。这几位人尽其才是公，这几位滥竽充数是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