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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精简官吏，朝廷岂能毫无作为？安石主张，权力部门应当率先做出榜样。几乎与撤并州县同时，朝廷就开始精简官吏了，事情先是从三司开始的。

大宋的吏员，也就是一般常说的公人，包括在朝廷权力部门任职的吏员，都没有薪俸。就算白当差可以，人总不能不吃饭，何况，有时还有妻室老小等各种负担呢！怎么办？只能各显神通捞钱了。所以，在大宋，上至官府衙门，下至仓库牢房，吏人索贿受贿，竟成了一件公开、合法的秘密，谁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闭眼不行呵！连太宗皇帝，都无可奈何地说：“有道理，少要一点儿也关系不大。没道理，千万别要！”这不是公开鼓励人贪污受贿吗？朝廷也确实没有办法。国家用人却不养人，人家耍些手段弄点儿活命钱，你还有脸干涉？就是有人贪赃枉法陡然暴富，已不止于活命，也不大好治他。活命与暴富，并没有个可以等量的明显界限不是？这种制度不仅导致了吏治的黑暗，也常常误事。三司主管财政钱粮，那儿出的事也就最明显。

大宋遗事　第九十四回（3）

且看两件细事。

禁军的粮食，都是从粮仓里领的。管仓库的公差总要千方百计克扣，一石军粮能领到六斗，就算不错了。你要说吗？他比你还有理：“没有俸禄，不扣，我喝西北风去！”

纲船千里迢迢运了东西到京，谁不想赶快交差入库，早早回家？可是不成，得先过三司那一关：得那里的吏员开了收单，仓库才能接收。你要不送点物事，他那收单就总不开给你，让你干等！多住一天，就多浪费一天，能不急吗？要是干鲜果品之类有时效的东西，更不敢等了：坏了是要赔的！只好破费贿赂他们。这一关过了，还有仓库保管那一关：没有贿赂也是不开门的，还有过秤的高低准折呢！

事情虽细，可是能大能小。禁军一个不满，哗变起来，那不就是天大的事情吗？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给吏员发饷：他们有了薪俸，再贪赃枉法，就没有任何理由了。朝廷很快就制定了一个仓法，也称重禄法，主要不外两大内容：一是，给各种吏员发薪；二是，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条例，谁再贪赃受贿，坚决严惩不贷。那惩罚条例，不但严厉，甚至都可以说相当苛刻。索贿贪污不满一百文，判一年徒刑；每多一百，罪加一等。到一千文，流放两千里以外；每多一千，罪加一等，直至流放三千里为止。再多，则判刑更重。买卖仓储物资营利或参与走私，比照贪污受贿减等处罚。有人检举揭发，则根据被检举揭发人的处罚情况，给予重奖。当时米价，上等粳米一斗一百文左右，中等粳米不过八十五文上下。十斗为一石，满打满算，一斗不过十来斤米罢了。占了十来斤米的便宜，就要判一年徒刑，这刑罚可不是重得有些苛刻吗？要搁现在，能逃脱严惩的，怕真没有几个人呢！

既发薪俸，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人头就不能不数一数了！精简，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提上了日程。

“我常常想，这三司办事效率怎么那么低？而且，为什么越近越烦琐，越远越疏略？可很长时间都不得要领。直到最近，才终于想通了。”安石对皇上说。

“是为什么？”皇上问。

“近了烦琐，向前来办事的人索贿，才方便呵！”安石说出了答案。皇上的眉头，却拧得更紧了。

“所以臣就想，要解决这种事情，只有先精简人员，措置适当人选，才成。同样的钱，冗员多了，发不过来。可一精简，就大不一样了：没了冗吏，不但够发，还可以厚养留下来的人。”安石接着说道。

“爱卿说得对。发饷不发饷，费的公私财物都是一样的。让他们贪赃受贿，生事坏法，破坏朝廷法律不说，还要败坏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这更可怕。有条件，不仅京里，全国的吏人、场务及仓库官等，都要陆续发放薪俸。这要成为一个制度。”皇上说。

“不但吏人要给薪，现任官员也要提高待遇。眼下这些做官的，有的真是可怜。做到县令、录事参军，少的一个月才七千俸钱，外加米麦两石。钱，有时还得打折发放。做官做得都养不活自己，要他廉洁自重，岂不困难！一旦提高待遇，就不一样了。过去不好提的要求，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来：要他们提高办事效率，要他们廉洁奉公，再不准索贿受贿、贪赃枉法。这就是所谓高薪养廉了。人主理财，应当以公私为一体。惜钱不给他们，让他们贪污受贿，用的还不是天下的财物？公开发给他们，让他们不再贪污受贿，官私两利，不是更好吗？”

神宗也很赞成：“所以，朕说费的公私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