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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治盛矣，其遗文余事可见于今者，《诗》、《书》而已矣。《诗》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书》曰：“面稽天若。”盖言王者造次动静，未尝不考察天心而严畏之也！《诗》曰：“毋念尔祖，聿修厥德。”《书》曰：“有典有则，贻厥子孙。”盖言嗣王未有不遵禹、汤、文、武之法，而能为政者也！《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尧。”《书》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盖言与众同欲，则令无不行，功无不成也！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不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纷之议，不足听采。”意者古今异时，《诗》、《书》陈迹，不可尽信邪？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敢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

愿闻所以辨之。

神宗先不是已经接到台谏官员折子，专攻三不足吗？知道这道策问又是一种挑衅，让人拿纸将它贴上了，只另批道：请人别出题目。君实的用心，这才泡了汤！

可皇上也并非完全没有动心，隔天到底问了安石：“有一种三不足说，爱卿听说了吗？”

安石知道皇上又听了流言，不便多话，只是答道：“没听说。”

“有谏官说，外面盛传朝廷现在坚持一种三不足观点，认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天学士院进的馆职试题，也专门指这三件事。这是什么道理？朝廷哪有这么回事嘛！朕已经废了题目，叫他们另外出题了。”

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不能没有疑问。否则，该连问也不会问了。这种事情，最能淆乱思想，得向皇上解释解释。安石便向皇上说道：“陛下圣明。您日理万机，躬亲庶政，从不糜费享乐，无论做什么事都唯恐伤害百姓，这不就是畏惧天变吗？怎么能说朝廷不怕天变？陛下顺应人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人家说得对，就没有不听的，哪儿来的不恤人言？当然，人言也真有不值得一顾的时候。关键是合不合理。行事真要切合义理，别人胡说八道，还听他干什么？至于说到祖宗成法不足守，原本就该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敕令等自己就改了好多次。如果法令一定，子孙世世代代都得守着不变，祖宗自己为什么要多次修改？如今这些人，口口声声都说祖宗成法不能变。祖宗用人往往不论资排辈，唯才是举。陛下试着也学学祖宗，您看那些人会怎么说？要不比现在叫得更凶，才怪！”

最后一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得神宗也忍不住笑了：“可不是吗，一准会的！”

神宗虽解颐一笑，可安石知道，这天人关系，最为重要，也最难说，决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眼下皇上虽是明白，再遇到事，别人再一撩拨，究竟怎样，还是很难讲。他想到自己的《洪范传》。说天人关系，数那儿讲得最清楚了。为什么不趁着这个当口，将它献给皇上看看？皇上真正明白了天人关系，就永远不会再害怕风吹草动了！想到这些，安石便开口自荐道：“陛下，臣在江宁养病教学生的时候，写过一篇《洪范传》，不能算好。但关于天人关系等，倒是多少有一点儿心得。臣想请皇上看看，多多指教！”

“好呵，那太好了！朕哪里知道爱卿也有解《洪范》的著作，要知道，早讨来学了！先皇藏书中有石介的《洪范》五疏，朕也翻过，总是不得要领。主要是他太拘泥，只重章句，不重大意的演绎。爱卿什么时候给我？最好越快越好！明儿怎么样？就明儿吧！”皇上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臣明天就送给皇上，只请皇上多多指教！”安石答应说。

当天晚上，安石就将《洪范传》找了出来。看过一遍，没有什么要改的。只是《后记》，有些踌躇。其中写道：

王安石曰：古之学者，虽问以口，而其传以心；虽听以耳，而其受者意。故为师者不烦，而学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夫孔子岂敢爱其道，骜天下之学者，而不使其早有知乎！以谓其问之不切，则其听之不专；其思之不深，则其取之不固。不专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吾所以教者，非将善其口耳也！

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则有读而无问。非不欲问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无问而得也。岂特无问，又将无思。非不欲思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以无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传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学者之口耳，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