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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历了两次轰炸伦敦，随美4军挺进莱茵河，还是攻克柏林后首批进城采访的战地记者。后来一位同样是战地记者并为此落下一身伤痛的唐师曾谈到这位前辈时这样写道：“萧乾属于天底下为数不多的最勇敢的男人。这里讲的勇敢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临危不惧；二是内心自由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的驱使。”　还“曾经有个台湾人，曾把萧乾和恩尼派尔作比较。恩尼派尔是曾经报道过二战的美国记者，萧乾则是报道过二战西欧战场的唯一一个中国记者。”（文洁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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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萧乾人生的十字关口，他“需要做出决定自己以及一家人命运的选择”。当时剑桥大学正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以学校的名义打算邀请萧乾到那里去任教，这次跟1939年那次有点不同，大学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还答应给萧乾终身职位。这个邀请遭到拒绝之后，那位怕爬楼梯的老教授气喘吁吁地去了萧乾当时在香港的寓所，对他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　这一次，萧乾又一次接受杨刚的建议，选择回到北平，同时，在他内心里，也不愿意离家去国去当“寓公”。当时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劝他：上策是接下剑桥的聘书，中策是呆在香港，静观其变。

萧乾对于自己的选择也并非没有疑虑。1949年之前，萧乾因为一篇“称公称老”的社论开罪了郭沫若，在共和国即将成立之前的1948年，萧乾被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斥为“黑色的鸦片”。在萧乾做出回到北平这个选择的时候，萧乾“已经预感到了他（指郭，笔者注）在文艺界泰斗的地位”，“钱钟书说他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指的就是他跟郭沫若这段事情。”（文洁若口述）

在他离开香港来北京之前，萧乾断绝了一切海外关系，在他的回忆录中，萧乾把自己这种谨小慎微称之为“服水土”。但既然是“服水土”，就会有一个“不服”的过程。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1950年，萧乾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一个访英代表团出访英国。但是在出发的头天晚上萧乾接到电话，被告知代表团照样走，而他则“不要去了”。第二天，萧乾再一次接到电话，明确地被告知“还是在国内走走吧。”

“钱钟书说他不懂得保护自己，则是指他在1957年写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结果被打成右派，受尽折磨不说，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能再拿起笔来写下一个字，只能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1月27日是他的生日，为了给他准备一份生日礼物，我把他生前所有翻译的文字收集起来，编成《萧乾翻译全集》。这套书的首发式会在2005年1月27日举行，算是我给他的纪念。”（文洁若口述）

除文洁若口述部分外，其他资料来源为：

《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萧乾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2月第2版。

《微笑着离去——忆萧乾》。吴小如　文洁若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燕大文史资料》第六辑。冰心　萧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萧乾传》。李辉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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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磐石：见证成都燕大岁月（1）

口述：丁磐石

丁磐石，1927年生于成都，1944年毕业于光华大学附中，1945年春进入成都燕大历史系，1946年随燕京大学复校到北京。1949年在上海参加创办《青年报》，1950年调回北京在《中国青年》杂志社任职，文革中曾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1978年调至中国社科院。现为《燕京学报》主编。

丁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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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冬天，我中学毕业。一般的国立大学都是秋季招生，春季招生的很少。1941年燕大被封以后，1942年迁到大后方在成都附校。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当时燕大刚搬到成都才两年，比较特殊。当时是个怎么情况呢？燕大附校的时候，很多从北方去的学生到成都就学，燕大也招了一些学生。1944年的冬天，日本人打到了贵州黩山，离四川就很近了。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国民党发起充军运动，当时叫青年军，那时候有个说法，叫“十万青年十万军”。燕大的好多学生不仅从了军，而且还有很多因为英语好担任了美军翻译。燕大学生数量大为减少，为了补充生源，保证学生数量，那一年决定在春季招生。我本来打算在家中复读半年，秋天再参加考试，听到了这个消息，加上燕大又是个比较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