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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官制实践，就是明证。《周礼》记载，周朝除王公大臣之外，还有府、吏、胥、徒等，就是后来的差役，管的即是仓库、文书、服役等事。而他们，正如《礼记》所说，是所谓“庶人在官者”，是有薪俸的。后来，更是如此了。钱从哪儿来？朝廷拿不出这一笔开销，只能还用老办法：以天下之力，办天下之事。免役不能免钱，也包括那些豪门大户。不然，怎么能达到抑制兼并的目的？可要这些从来不出血的人出血，他们不可能不反对！而他们，又有的是能量！所以，这事非得比其他事更慎重，才成。

惠卿一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大人说得对。不比其他，这是专为那些无钱无势的弱者立法，裁损的则是仕宦兼并之家的利益，他们反对起来，也一定更加拼命。不过，也不怕，有理走遍天下。只要事情做得细密，就不会有大问题。”

安石点头赞成：“对。条例司先拿个意见出来，皇上批准之后，再发向各地广泛征求意见。下一步，再看。”

很快，条例司就拿出了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是以雇役代替差役，二是筹措资金。筹钱的原则，除了官家掌握的酒务、税务、场坊等钱，还有一条：服役的固然得出钱免役，原来不服役的也要出钱助役——包括坊郭户、官户等。

征求意见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反应。做官的人，谁也不愿多事不说，关键是还要自己出血！不是傻瓜，谁会热心？反对的倒是很积极。在条例司内部，苏辙先就反对开了。他的逻辑很简单：就像做官不能不用读书人，服役不能不用乡下农民。雇役净用浮浪无根的人，掌财肯定作奸自盗，捉贼必然放虎归山。至于要当官的人家也出钱雇役，那更不像话了：免役免了这么多年的官户，怎么能一句话又要他们变相服役？那么一来，官民平起平坐，不是坏了规矩吗？

他的老哥苏轼，也一样反对。后来，他在上神宗的万言书中，说得比他老弟更流畅：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然间或有用其他东西代替的，终归不是长久通用的办法。至于理由，也大同小异，不过说得更气盛一些罢了。

连司马光也来凑热闹，在给安石的信中一反常态，说什么徭役自古都出自老百姓，只有您王介甫别出心裁，要聚敛民财，而花钱雇役！他似乎完全忘了，不过几年之前，他也是个主张敛财雇役的人，与介甫正是“同心同德”呢！

大宋遗事　第九十三回（1）

官利民利原非一利

势异心异难好两头

除了不多的几个人大唱反调，条例司征求意见，到底，连个泡沫几乎都没有激起来！因为事情已划归司农寺，改判司农寺的吕惠卿，便专门向皇上上了个折子。各级官员为什么冷淡役事改革？折子先就毫不隐讳地分析了原因：役法改革，只对乡下愚蠢、不能自诉自达的穷苦百姓有利，却要损害仕宦兼并、能左右舆论的豪右之家的利益，他们当然不会热心。此外，一旦形成法制，州县官吏再想靠服役舞弊作奸，鱼肉百姓，就没那么容易了，他们又怎能积极？除不积极，还要筑室道谋，大唱反调！那么，对应之策是什么呢？惠卿建议，不如由司农寺拿出条款，通知相关部门，选那么一两个州先做起来，得到经验，再逐步推广。既然地方官员大多麻木不仁，也只能这样了。神宗与安石他们商议之后，决定先在京畿试点。

刚刚议决，还没开始施行，惠卿就离职守丧了。司农寺不是改由曾布主管了吗？因为职多事繁，得另外补一个人。补谁呢？斟酌的结果，补了一个叫邓绾邓文约的，让他与曾布一起主管司农。

这邓绾邓文约，也是最近闪现的一颗新星。说是新星，却也是个老官了，不过因为风云际会，陡然浮出前台而已。他与曾巩、曾布、苏轼、苏辙、章惇、张琥等都是同年进士，而且，礼部考试考的还是第一名。能超出这些人而名列第一，会是等闲之辈吗？

邓绾原籍成都府双流县，也是个南方人。中进士后，大体做的都是地方官。入京之前的最后官职，是宁州通判。因为始终在地方上为官，熟悉时事，人又不笨，新法刚一开始，他就奋起拥戴了。先是上书朝廷，说大宋建国百年，百官习安玩治，非变法更化，不足以兴国自存，并且一连提了许多具体建议。变法遭遇反对，他又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上书为新法摇旗呐喊，说皇上有像伊尹、吕尚一样贤德有才的大臣辅助，应当好好珍惜。青苗、免役等法都是大好事，老百姓无不欢呼拥护，感谢圣恩。宁州如此，一路、一国自然不会大错。既是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