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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哥。”子宣答道，还是有点拘谨。

越说会越紧张，安石不说了，只问：“你来一定有事？”

“是，三哥，二哥有信给您。”子宣说，一面从袖口里掏出信来递给安石。

安石接过一看，信封上写着“子宣转介甫亲启”几个大字；拆开一看，不过是道好问候几句闲话。安石放下信，叹了一口气：“唉，这官场真是太可怕了！”

子宣一时听不明白，只管大睁着眼睛瞅着安石。

“普天之下，也就数你二哥与不多的几个人，与我不存形迹。你二哥与我志同道合，更非一般人可比！可他与我，现在也有了形迹了。给我的信，不直接寄给我，却要你来转交！唉！”安石似乎有无限感慨。

“三哥现在做了副相，二哥怕是避嫌吧？”子宣解释说。

“所以，我才说官场可怕哪！一入官场就身不由己，多了无数嫌忌。不仅是你二哥，我不也一样？照心里的想法，我恨不得马上就将你二哥调进京来。有他帮助，不说多，至少可以替我分担一些吧！有什么不对，他也能直言不讳，帮我多长两只眼睛。看法不同，也可以切磋长进。”安石说，除了无奈，似乎还有几多难言之隐。

子宣很感动，一时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二哥与安石的关系，有些他知道，有些也不尽知道。仅就知道的而言，也就够让他感慨唏嘘的了。

子宣第一个想到的，是安石如何替二哥辩诬。

这普天之下，什么人最容易受到诽谤？贤者，尤其是处于下层的贤者。为什么呢？因为贤人少，始终处于愚人的包围之中。愚人总要嫉妒贤人，而贤人偏偏又洁身自好，不愿与愚人来往，他们的怨恨也就更大了。既有怨恨，就不能不造谣诬蔑。不明真相的再偏听偏信，这么一传播，贤人还能不诽谤多多吗？处于下层的贤人之所以更不堪，是因为无权无势，别人可以肆意攻击；又因为自己没有名声影响，他人不加辨别，也更容易扩散流布。这层意思，是王安石一段名言的释义。他的原话，子宣字字能背，是：“天下愚者众而贤者稀；愚者固忌贤者，贤者又自守，不与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挟忌怨之心，则无之焉而不谤；君子之过于听者，又传而广之，故贤者多谤。其困于下者，尤甚：势不足以动俗，名实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谤，谤易以传也。”这话，就是安石专为子固辩护时写的。

当年子固在京，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曾晔分房而居，很为一些人所诟病。照大宋法律，父母健在，子女分家是违法的。子固父亲虽然去世，母亲却健在，与大哥分住，当然不合适。其实，分居并不等于分产。曾家自父亲去世，人口众多，生活都成了问题，哪里还有财产可分！而且，子固分住，主要还是为了清静，想有个空间好好读书，并不为别的。外人不知就里，难免瞎说一气。有人甚至写信责备安石身为朋友，不该不规劝子固。安石知道实情，回信时不仅申述了道理，为子固鸣了不平，也义正词严地将那人教训了一顿：让他多多自重，不要妄议子固。这在曾家，自然是一件大事。除了感谢，谁都刻骨铭心地记在心里。等接信的人传出信来，这段文字就叫子宣永远记在心里了。

或许就是因为“贤者多谤，困于下者尤甚”的缘故，子固的仕途始终不顺。他窝在京中做编校什么的，一窝就是九年。安石自然也劝过，让他争取到州县去历练历练；他自己何尝不也这么想？可朝廷又不让，始终想用他的文字功力；欧阳修也存着个提拔推荐的心思，只是始终阴错阳差，使不上劲。到濮议起时，子固如坐针毡，到底待不下去了。

他对濮议，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专门写了一篇《为人后议》，反对濮王称皇，认为那是干越正统，极为无礼。那道理，也说得很透彻：按照《周礼》，父为士，子为天子，儿子以天子之礼祭祀父亲是可以的，但父亲的尸体，仍然要裹普通士人的衣服，不能僭越。为什么？按照礼仪，子女没有封赏父母的道理。因为不能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不这样，就不是尊敬父母，而恰恰是贬低了他们！子固心里虽然明灯似的，却不能说。因为欧阳修是他真正的恩师，他说什么也不能站在别人一边去反对他。可他身为朝廷命官，又是文章大家，这样大是大非的事竟不置一词，原本就对他求全责备的人，能放过他吗？夹在夹缝里的子固，到底下了决心，一再请求外放。因为态度坚决，欧阳修他们又顺水推舟不再阻拦，他也就真外放了：去越州做通判。辛辛苦苦熬了九年，就这么个结局，他心里自然不痛快，可是能离开这是非之地，到地方上一显身手，又觉着轻松，就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