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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随时向皇上进言，向朝野讨求公道。走得再远，谁也逃不过这两关是不是？”司马光果然有主意。

“要说进言，献可可是比谁都强！他也早该回京了。不如我们明儿就联名上书，请求皇上召回献可。”公著想起吕诲，提议说。

“好主意，明儿咱们就上本。”君实完全同意。

不过，目前暂时风平浪静，连任何一点争斗的蛛丝马迹都还没有。要说有，顶多也就是在暗中，为不明朗的未来积蓄能量而已。

但很快，安石就遇到一个小小的挑战：翰林侍讲学士给皇上讲书，可不可以坐着？

大宋遗事　第六十六回（5）

在开始，皇上对于大臣一般是比较尊礼的。不说别的，仅仅为了维持皇权，这也是绝对必要的。大体倒是大臣自己迫于皇威，自轻自贱，越弄越没有分量。在先，历代规矩，丞相见过皇上，都要赐坐赐茶，然后一起商量国事，这就是所谓坐而论道。大宋朝，太祖一开始也是这样。可丞相等人，后周时都是与太祖一起共事的同僚，太祖黄袍加身之后，大家才由同僚变成了君臣。这一变，脊梁骨也就变软了，太祖叫他们坐他们也不敢坐了。一而二，二而三，由新而旧，渐渐就成了新的祖宗规矩：大臣再甭想与皇上一起坐而论道了，统统都站着吧！

翰林院设侍读、侍讲学士，是真宗时的事情。开始也是很礼遇的：老师嘛，统统坐着讲书。时间晚了，还有尚食房赏下的御用好酒好菜吃。到仁宗接位，讲书的学士突然脊梁骨又发冷，再不敢坐，全改成站着讲了。皇上坐着听倒也罢了，跟着听的人也全都坐着，只有讲书的一个人站着。且不说尊师重道什么的，所有的人——包括一起听讲的侍者，都跟皇上一起坐着，这又是什么礼数呢？

安石既是侍讲学士，当然得讲书。开篇第一讲，就发现这站着讲坐着听，有些不伦不类。当时就上了折子，请求让讲书者坐下，而一起听讲的侍者之流则都得站着。吕公著也是讲书的翰林学士，也有同感，支持安石。支持安石的，还很有一批人。韩维不是礼官吗？他就说：“恢复真宗时的旧制度好。稽古重道，也能显示皇上的圣明。”

但反对的也同样很多。

有个御史的话，最地道：“侍臣在皇上面前讲书，不能坐。避席而谈，原是古今君臣的常礼。假如皇上请讲读官员坐，那是皇上尊德乐道，当然可以。但现在是学士们自己求着要坐，这就是另一回事了。绝对不行！”

另外一些人则说：“乾兴以来讲读官一直站着讲书，仁宗、英宗两朝都是这样。五十年不变的东西，怎么能一句话就随便改了！”

神宗问公亮，公亮说：“老臣侍候仁宗，倒都是站着的。”他是实话实说，并没拿出意见。

这下，神宗有些为难了。坐还是不坐呢？他拿不定主意。

再讲书的时候，完事之后，神宗将安石单独留了下来，说：“爱卿以后讲学，可以坐着讲。”

安石能一个人独自坐着讲吗？这事他连提也不提了，倒也没往心里去。

究竟是坐是站，不是什么大事。可只要稍稍一琢磨，它后面的象征意味，却实在不能算小。

司马光笑着问吕公著：“怎么样，又学了一回乖不是？”

公著并没有学乖，自然无从回答。

司马光看出他不是有意装傻，敞开了谜底：“坐不坐，一件小事而已！可既成了惯例，要改就难了。小事尚且如此，大事更可想而知！这是不是乖？”

公著这才恍然大悟，由衷地佩服道：“是，是乖。小中见大，惭愧惭愧！”

这话要是安石听了，不知会作何感想？总不至于无动于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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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七回（1）

棒打鸳鸯阿云走险

定议刑狱群臣纠纷

世界上最血腥的事，不是战争，而是刑狱。战争，水火相并，血肉横飞，固然残酷，但双方各执刀枪在手，毕竟是一种平等竞争：死也好，活也好，大家好歹还是机会均等。刑狱就不一样了。一旦罹罪，只能坐等惩罚，任人宰割。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想谈别的，只好做梦！两相比较，这种完全不能自卫的伤残死灭，自然要比有权一争胜负的对等拼杀，更残酷血腥。

或许正因为如此，几乎从刑狱刚刚诞生的那一天起，人们就要求慎重对待它了。随着专制政体的日渐发展，相因的约束机制也日益健全、完善起来。尽管它始终只是专制政体之下的一种健全与完善，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