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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票都买好了。可是政治学习没几天，突然得到通知，我们这些毕业年级的航空专业学生全部留在国内参加工作。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回国时只带了一些随身衣物和书籍，所有的行李都留在了苏联。每个系组织上只安排了一名代表回苏联完成剩下的学业，并且带回所有同学的私人物品。在所有苏联专家撤走后，组织上安排我们马上顶替。”

和程志坚同样命运的，还有其他在苏联学习航空、航天、造船、化学等军工和尖端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们。

“组织上这样安排，大概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军工专业是敏感专业，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已经不会再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主要课程已经结束，只剩下实习和取得毕业证书，当时认为关键是把知识学到手，拿不拿文凭不重要。另外，国家可能还考虑这批军工人才有被苏联扣留的风险。”当时正在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五年级学习的程海回忆道。

可以想象，当学生们从国内返回，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的时候，是怎样的复杂心情。

尽管早秋阳光灿烂，留学生们的心中却感觉到阵阵的寒意。

中国学生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发觉有人在后面盯梢。盯梢的人并不掩藏，就那样不远不近地公然跟在后面。你走他就走，你上车他也上车。这种举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一位学长回忆道，当时在留学生党团干部的房间中，苏方专门布置了苏联学生，监视中国学生的一言一行。开支部会议的时候，几个人围着桌子，手里拿着扑克牌，装作打牌的样子，还要把收音机的声音调的非常大，就是这样，还是经常有陌生的苏联人不敲门就突然闯进来。大家还传言克格勃在房间中安放了窃听器，搞得很紧张。以后再开会，就干脆到公园中一边散步一边进行。

陈国藩回忆道：

“那时候，使馆发布了几条纪律。一，一个人不要单独上街，至少要两人同行，最好大家一起走；二，不论参加苏方召开的任何会议，都要至少两个人参加；三，会上如有对我国政府的敌对言论，要当场予以反驳，反驳不成，要退场以示抗议；等等。”

一些和国防相关的教研室和实验室，一些先进的设备，不再对中国学生开放了；　实习要么安排回国进行，要么和苏联同学分开，被单独安排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草草进行。

酆炳林这样回忆他实习的经历：

“1960年我进入毕业前的实习期。学校公布的实习地点是某种新型武器的靶场，我当时非常兴奋。当我告知使馆时，大家也都为我能有机会接触最新军事技术感到高兴。可是没有多久，我的名字从实习名单中被划掉了。据说是克格勃有指示，重要的军事目标不再允许中国人接近。后来，当苏联同学到靶场实习的时候，我却被安排到一艘老旧的军舰上，实习的内容就是每天把那些老掉牙的鱼雷擦得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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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相煎何急（4）

在这扑面的寒风中，只有来自苏联师生的关爱，还能让中国学子们感受到温暖。

在采访王永志的时候，他向我提起了恩师米申。

米申是苏联航天之父科罗廖夫的第一助手，在当时是苏联航空航天领域数一数二的人物。

1960年，王永志正值大学最后一年。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已经濒于破裂。出乎王永志意料的是，米申竟主动要求担任他的毕业设计导师。回忆师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王永志深情地说：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米申就坦诚地对我说：‘我知道现在两国关系变化了，但这是政治家的事情，而我们之间仍是师生关系。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有问题尽管提。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的。’我本来很担心再回苏联，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有了导师的这一席话，我就比较放心了。”

1961年夏，基辅工学院56届的三十六名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准备返回祖国了。

由于政治气候敏感，站台上送行的人不多。学生们登上了列车，向送别的人群挥手致意。

突然，人群中传来呜咽的声音。人们循声望去，　是白发苍苍的无线电系主任阿基耶夫斯基教授。

中国留学生景仰这位老人：这位曾亲手为流放中的列宁组装过地下无线电台的老革命者是基辅工学院最为德高望重的学术领袖；中国学生热爱这位老人：他平时给予了中国学生异乎寻常的关爱。临行前，老人还自掏腰包送给每个学生一本厚厚的列宁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