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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乃至于一生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作为当事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问及当时的感受，沈菊生的神态和五十年前一般地坦诚：

“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就已经让我无比感激了。我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我已经是属于国家的人了。所以国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对于另一些人来讲，专业的改变来得更晚，也更加艰难。

彭士禄1951年赴苏，进入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1956年，彭士禄以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各项专业考试，获得了工程师称号。正当他整理好行囊准备回国的时候，命运突然发生了转折。

一天，彭士禄被叫到大使馆。一进门，他迎面见到了熟识的陈赓将军。陈赓详细了解了他的学习情况后，突然问道：“你知道反应堆、核动力是什么吗？”彭士禄摇了摇头说：“没学过。”陈赓告诉他，美国和苏联都已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美国还有了核潜艇，我们国家也要有这些东西。

“现在搞原子能、原子弹，任务十分艰巨，时间非常紧迫。为了赶时间，不可能什么都从头来。中央的意见是安排相近专业的学生改学新的专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陈赓问道。

彭士禄想都没想，立刻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64

就这样，当曾经同窗的伙伴们登上回国列车的时候，彭士禄提起行李，又迈入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的大门。

彭士禄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又进修了三年。1958年毕业回国后，他很快投入到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的研发工作中。

毕业回国后，每个学生都有科研、生产、教学三个方向的选择。很多人在所有的选项后面填写了相同的六个字“服从祖国分配”。在他们看来，现在正是到了回报祖国的时候，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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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钢铁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