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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取代新加坡成为全球低成本制造基地，于是呼吁这个富裕的高成本城市国家采取以新的高技术和服务业为导向的战略。当时他是如何预见到未来的呢？答案是：关心形势。中国的发展比他预计的还要快，而印度主导服务业市场，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来到印度，在访问过德里、海得拉巴、钦奈和班加罗尔以后，我得承认我看见的是一场革命——这个国家正在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更激动人心的、更具挑战力的未来，这超出了我原先的想象。在客服中心培训学校的“口音矫正”班里，我听到说英语的印度年轻人正在学习美国堪萨斯州人或加拿大渥太华人的口音。因此，如果你是美国戴尔公司或联合航空公司或者别的美国公司的客户，打电话到客服中心寻求帮助或预订机票时，你会以为你在跟附近某个镇子或另一个美国城市的人通话，你绝对想不到电话的另一端是印度。在海得拉巴，我会见了印度萨蒂扬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的创始人拉玛林阿，从1972年起他便开始向美国客户发售程序编辑器，当时只签订了少数几个软件编写合同。如今，应客户的要求，他已经全面接管了他们在全球各地的后勤办公室业务，由于是在市郊的萨蒂扬园区进行这些业务，他将客户的成本减少了70％。在班加罗尔，我亲眼看到1800名拥有电器工程专业和电脑专业的博士学位的印度人，正在设计英特尔的新型芯片。英特尔也因此节省了大量成本。更重要的是，英特尔无法在美国找到这么多具有同等学力的人来干这件事。在钦奈，我访问一个全新的生物技术工业园区，其领导者是克里希纳。此人拥有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在美国的顶尖生物技术部门工作过若干年，后来回到祖国印度工作。这里的生活费用只相当于美国的20％。在结束旅行之前，我已经能理解我儿子想投资铲雪公司的心情。我同样明白了，为何一提到业务外包，数百万原来很自信的高中级专业人员就不寒而栗，他们也开始体会到那些蓝领工人们进失业救济所的心情。

总不能把雪搬到印度去（2）

回国途中经过法兰克福和巴黎，在飞离德里的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上，我读了《明镜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为了应对全球竞争，欧洲人是否应当将每周工作35小时改为每周工作40小时。在思考了我过去三星期所看到的一切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微不足道。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应当是“欧洲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但是我接着想起来了，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其实是欧洲制造的，芬兰对中国有贸易顺差，还有，我的手机在欧洲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通话，而不像在美国只能在一定的地区通话。

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时，我买了一大沓报纸杂志，打算在飞往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途中阅读。伦敦《卫报》的头版新闻报道说，深受赤字之苦的英国国民保健局为了省钱打算将血样用航空快递的方式送往印度化验，化验结果将用电子邮件传回。

一回到华盛顿，就遇上报税的时间快到了。于是我立即安排与在当地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里工作的我的会计师会面，我们谈到我的开支、税款和扣除额等问题，谈话中我提到我刚从印度回来。

“印度！”他惊奇地叫道：“我们公司刚刚谈妥一笔交易，准备把公司的全部数据处理业务转移到印度的班加罗尔去。你的所得税实际上将在那里计算。”他解释说，这一做法将为公司节省下80％的处理成本费（说到这儿，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委托费没有因此而减少，不过这是另一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女儿，告诉她我已经回来了，并询问了外孙们的情况。我女儿住在夏威夷的毛伊岛上，她的两个孩子都上家庭学校。当谈到我去了新加坡时，我顺便问道孩子们学习新加坡数学课本的效果如何，因为我知道他们用的新加坡课本。

“噢，”她说：“非常好。”事实上，他们现在又有了新的学习方法。当网上有他们的课时，孩子们就与新加坡网连线，带上耳机在电脑上与老师讲话，他们说这有些像“星球大战”里的情节，他们喜欢这种学习方法，而且学得很好。

这简直不可思议，我想。20世纪70年代，我在斯科特造纸公司工作时，全球化意味着在布鲁塞尔设立一家分公司，而现在它则意味着你坐在自家的会客厅里就可以上外国的课程。

几星期之后，我回加利福尼亚州参加英特尔公司的政策咨询委员会会议，见到了委员会主席安迪？格罗夫，他对美国在过去２０年里研究和开发经费持续下滑，以及攻读理工科学位的美国人越来越少十分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