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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主义的”限定词，仍然让对方迷惑不解。他们不知道何为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

杨：那么这个定义他们就能够认同吗，“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什么意思呢？

龙：我说我们在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更注重social　justice，注重社会的公正、公平，所以我们中国一个方面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搞社会保障体系。

Mr。　Long　的解释最终得到了美方的认同，双方的谈判才得以继续进行。

语言哲学奠基人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语言的边界，是我世界的边界。”游走于两个体系之间做一名沟通者，语言的能力是具备超越性对话的关键因素。杨澜记得当年自己考大学前夕，本打算报考艺术类或者社会学、历史学专业。经过许多的犹豫和彷徨之后，父亲最终帮她做了一个决定。父亲告诉她：“你还是去学英语吧。中国正在改革开放，正在逐渐与世界融合。无论将来在哪个领域，英语都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且等到你再成熟一点之后，还可以有进一步选择的自由。”于是，杨澜选择了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专业。

直到现在，杨澜都深深感谢自己的父亲，是父亲的抉择给予了她语言的优势，并因这个优势得以走进电视主持行业的大门，又在今天《杨澜访谈录》的对话平台上，与东西方的各路精英们谈古论今，从容交流。就在这个过程中，杨澜以对话者和沟通者的姿态推进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也让西方世界和外部世界逐渐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随着工作的开展，杨澜越来越感到，掌握母语之外的一种语言，绝对不仅仅是获得了一种学习工具，而是得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甚至是被引领着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进入一种文化的比较，对于不同世界的一种比较。

昂贵的“原创”（1）

……

坚守高端标准与完美质地，是杨澜对于节目质量线的苛求，也是骨子里追求卓越职业理想的信念使然。每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公布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从大学时代起就吸引了杨澜的关注，那些既有着好的故事，又有着好的语言的作品被杨澜视做很棒的精读文本。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每次路过新闻学院的入口处，在普利策半身青铜雕像前，她常常放慢脚步。作为哥大新闻学院创始人的普利策将媒体人比做“社会守望者”，所创设的普利策奖代表着美国媒体界的顶尖成就，也被全球媒体从业人员誉为新闻界的“奥斯卡”，他将一份探询真相和追求卓越的执著留在了哥伦比亚大学，每年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成为教授们向学生推及的专业案例，来自母校的专业训练也更加强化了杨澜追求完美的一面。无论是对阳光卫视的原创节目，还是外购节目，她都坚持着一贯的精致路线，而对于亲自打造的《杨澜访谈录》更是精益求精。

杨澜的精益求精对于节目的编导们来说却不是件美妙的事。2001　年7　月，刚刚进入《杨澜访谈录》的金嘉楠从助理编导做起，任务就是协助正式编导收集嘉宾资料。对于收集资料的量，节目组有着明确的规定，就是至少提供50　页A4　纸的信息，量够了，质也绝对不可以放松，若中间有重复的信息是不算在其中的。50　页的信息包括采访嘉宾之前的专访、新闻报道、书籍、作品等等，简直是对嘉宾的“一网打尽”，但这些被收集齐整的信息往往被杨澜评价为“内容泛泛，没有亮点”。

学会寻找和发现人物亮点的过程，是助理导演金嘉楠成长为正式导演的过程，也是她被杨澜的价值观洗脑的过程，那就是要学会对一个人的还原。人都不是完美的，还原不是简单赞美式的描述和概括，而是带着独特的人生感悟，去解读嘉宾的内心成长。为了发现杨澜所说的这个亮点，用心的金嘉楠不再刻板地收集50　页资料，而是注意在50　页的死文字中发现活的细节，连蛛丝马迹也不放过。为了准备2002　年4　月对台湾音乐人李宗盛的访问，金嘉楠几乎收集齐了两岸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并同时在百度、谷歌上面持续搜索，临近搜索终结点的时候，她忽然在一篇私人博客上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为了帮助歌手娃娃出专辑，作为音乐制作人的李宗盛把自己的奔驰车给卖了。于是她将这个细节提供给了杨澜。当杨澜拿这个问题询问李宗盛时，他感到很是诧异：“嘿嘿，你怎么连这个也知道？”一个动人的小细节却勾起了李宗盛的一番大感慨：“因为我很疼爱我的歌手，我觉得我们俩是在一条船上。我认为歌手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我如果能够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