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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具体编改起来。编改完以后，他又让我们细细看一遍。有时，我们的稿面很干净。但有时候，稿面上红杠杠、红道道纵横交错，像一张作战地图。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让我们坐下来，具体商谈为何写得不够理想的原因，同时讲一些对话、细节、景物、段落部署的要领。我常常对小鲍说，对我们俩来讲，在作者宿舍的两年，就是出版社和编辑老师悉心培养我们的两年；我们虽然没有进入大学，但这两年比在大学文科读书收获还要大。现在讲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几十万字的一本书，逐字逐句地编改、润饰，劳动量真是相当大的。

从听取我们的提纲开始，到小说的全部定稿，两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没有会议和社会活动，老谢天天下午都到作者宿舍来，从午后的一二点钟，一直忙碌到晚上九十点钟回家。我的家在市中心，坐17路电车走，老谢与小鲍家住得较近，他俩就结伴步行，走四十分钟路回去。相处日子久了，我们对老谢逐渐熟悉了，那时候老谢的爱人在黑龙江，他的两个女儿都在读书，他没有家庭的拖累，却也没有时间过问女儿的学习。他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培养我们这些年轻的很不成熟的作者身上了。老谢对我们呢，也开始熟悉起来。他不但晓得我和小鲍在创作上各自的短处和长处，而且还知道小鲍和我各自不同的性格和脾气；当时黑龙江知青张抗抗也在修改她的长篇小说《分界线》，由老谢当责任编辑。作者宿舍里还住着另外一些从农场来的改稿者，像孙颙、杨代藩、王周生等等。他便经常针对我们几位知青作者各自的弱点、缺点和优势，要我们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不仅仅是在创作上，而且在为人处世上。他常对小鲍和我讲，学习创作，眼光要放得远一些，你们都有各自的生活积累，不要盯在眼前这一本书上，以后你们还要好好地写呢！所以现在更要将基本功练得扎实一些，基础牢固一些，力争将来写大作品。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小道消息，不时发生着一些奇怪的事件，从偏远山乡回到上海的我们，和所有的插队知青一样对此牢骚满腹，也常常互相打听传播些小道新闻。在花园里散步，在晚饭后闲聊，我们不由得会讲起这些话题，有时不免表示出对祖国命运的忧愤，怪话也不少。我们不知道老谢对这些事是啥看法，但我们决没因为他是长者，是出版社编辑，是我们的老师而对他有所隐瞒。老谢只是听我们讲，往往不说什么话，也不明确表态。到了1976年的春天，好像是4月份，《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老谢把报纸拿进我们的宿舍，指着那篇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手击着桌子，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谢和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

在作者宿舍里，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趣事。

其一是打乒乓球。每天午饭晚饭后，我们仨总要到乒乓室去打半个小时的乒乓，冬夏春秋，风雨无阻。我和小鲍的球艺都不行，最初的时候，常常以悬殊比分败在老谢手下。可到了定稿的那几个月里，我们不但在创作上有了长进，乒乓球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几乎可以同老谢对垒了。

《孽债》和老谢（3）

其二是吃点心。老谢微胖，每顿饭仅吃二两，菜肴也要得不多。到了午后三四点钟，他总要跑到街上去买些点心进来，小笼包子、锅贴、煎饼等，拿进来让我们分而食之。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往事。我也由一个小青年逐渐步入中年，而且重又回到上海，在作家协会工作。

上班没几天，老谢就来看我，问我写了什么新作没有？

我告诉他，刚上班，事情多，对上海作协很不熟悉，况且生活还没安定下来，妻儿在岳母家住，我住在自己母亲身边，没时间写东西。他又问我，回来之前写了一些什么？他是我的老师，我就据实相告，我写了一部叫《孽债》的长篇小说，但是只写到一半，拿不出手的。

他说：“我看看。”

稿子就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我取出来交给他。

三天以后，他打来电话说：“稿子可以用。先以中篇小说的样式发表。后面的写出来，再注明是长篇。”

过程就是这么简单。《孽债》在没写完全篇的情况下发表出来，第一功是老谢的。也正因为发表了上半部分，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才督促着我，尽快地把下半部分写出来。

就让我以这篇回忆性的文字，作为对老谢逝世一周年的纪念罢。

（2001年5月）

《孽债》和另一位责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