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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任教的耕读小学眼看要放假了。山寨里的老乡在准备着过年，杀猪、宰鸡鸭、磨血豆腐。我呢，孤零零一个，不晓得怎样打发日子。放假以后，回不回上海呢？回去又能怎么样呢？看着家人、同学、朋友、邻居上班，自己还不是无所事事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接到了上海出版社的一封来信，信不长，字迹很工整，大意是说我寄去的一部长篇小说稿有修改基础，希望我收信后去上海一趟，商量修改出版的事宜。

到沪第二天，我就急匆匆地赶到出版社去。笑眯眯地接待我的是位四十多岁的老编辑，微胖，他说他姓谢，叫谢泉铭，老谢。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称他老谢，一直称到现在。他呢，叫我小叶，也一直叫到今天。第一天他几乎没有同我谈稿子，只是问了些关于我的情况及创作的经过，然后让我回家去好好休息，过一个节，两个星期之后再去。

两个星期以后，我又到了出版社坐满了编辑的办公室里。这回是认真地对我的小说谈意见了。尽管有一些思想准备，我还是没有料到意见是那么多、那么细致，甚至连一些细节、一些对话的语气，也都谈到了。越谈下去，我越觉得沮丧，这么多的缺陷，我还能在短短两个星期里改好吗？

老谢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似地对我说：“不要怕时间不够，我们可以以出版社名义，替你去函向你插队的公社请假。先请两个月。”

这一住下来，就整整地修改了两年半的时间。起先是住在家里改，后来因家里干扰大，搬进了打浦桥科技出版社后院的作者宿舍。

这是一幢门字形的老式楼房。宿舍供应热水，食堂就在后面花园里，很方便。就是在这里，我和江西回来的知青小鲍一起，度过了两年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正是十年动乱的最后两年，尘世间纷纷扰扰，马路上高音喇叭的喧叫和公共汽车的刹车声，不时地越过高墙传进来。一无所有的我却在这里潜心阅读，修改稿子。更为重要的，是在老谢指点下，在阅读和改稿的实践中，摸索创作规律，学习着把我们感受过的生活落在稿面上，一步步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和老谢之间建立起了深长的友谊，真正走上了文学之路。

《孽债》和老谢（2）

记得，刚在作者宿舍住下来，老谢就替我们几个插队知青的作者办了一张借书卡。凭这借书卡，可以从资料室里借阅当时在社会上根本不见踪影的书籍。他常对我们说，一边修改作品，一边借阅一些名著，可以从中汲取养料。我说好多书过去读过，他说今天再读，体会是不一样的。我的心里很急，心思不在读书上，急于想针对提出的意见作全面的修改。老谢却不让我们马上动笔，他让我和合作的小鲍先静心坐下来，共同提出一个修改的提纲。当提纲初见眉目之后，他几乎每天下午从绍兴路的办公室步行到打浦桥来，对我们的提纲提出种

种问题，从总体构思、主题、章与章之间的衔接，一直谈到每章的写法，入笔的角度，各章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收笔，乃至细节改造和运用等等等等，迫使我们往深处去思考、去商量。那时候，我和小鲍都有些不习惯这种方式，与其说是没有耐心，不如说是实际情况逼的。记得小鲍即将分配到街道工厂去上班，而我呢，没有工资收入不说，虽然请了假，到上海改稿，贵州农村由于粮食紧张，不在生产队劳动的人当然不可能给口粮，心里更是焦急万分的。

老谢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一方面给我们办理误工补贴手续，一方面又把自己家里节省下来的粮票送我。当时看过我们稿子的老编辑李济生，后来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陈向明同志，听说了我的情况，都曾把自家省下的粮票送给我。误工补贴是依据我所在生产队的具体工值计算的，那两年我插队的那个贵州砂锅寨，每个劳动日值是四角，一年到头算三百天，也只一百二十元钱。现在说起来，有点像写回忆对比文章似的了，但当初，我正是依靠这点误工补贴和出版社几位老编辑轮流给我凑粮票，及家庭的支持，逐渐把心安下来，把全部心思用在改稿和写作上的。

由于提纲写得细，总体结构得比较合理稳固，到进入真正写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尝到了甜头。尽管每一章的初稿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有时难免返工；却没有在结构上出现过大动的现象。老谢呢，对我们写出的每一章稿子，都进行细致详尽的审读，要是感到不行，他就及时地给我们提出来，重新写；要是觉得还可以写得更好，他就让我们在原稿上进行修改润饰；要是他觉得大致满意，便直接拿起红笔，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