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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名相丘吉尔，据二人研究，原来同样患有焦虑症。丘吉尔患病的成因据说包括：（1）童年时家道中落，缺乏家庭温暖，造成“恋奶妈情结”；（2）有轻微语障，不能操标准牛津腔，令他在传统英式贵族家庭里感觉不够贵族；（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败仗，导致自信心严重受损。丘吉尔在二战前是公开的墨索里尼崇拜者，曾说“假如生在意大利就会加入法西斯”，二战期间做出过大量*指令，经常提出暗杀敌人、狂轰平民一类非常举措，冷血无情的指数直逼希特勒，原来都是“病”。难怪不少史家认为，他虽然保卫了英国，但他的“病”也多次让英国走到毁灭边缘，全靠身旁的顾问和医生力挽狂澜。相对而言，丘吉尔始终比希特勒幸运，因为希特勒的存在，就是丘吉尔的病的最佳解药，唯有他的顶级疯狂，能够让丘吉尔的次级疯狂有机会合法地、英雄地发泄。二战结束后，丘吉尔多次承认，这让他“很失落”，因为真正的“医生”已一去不返。嗯，这是多么的令人同情啊！

单看上述档案背景，可以说丘吉尔虽然是大英贵族，但他的童年阴影和成年行径，岂不是和侍母至孝（Vs。　恋奶娘）、出身贫寒（Vs。　家道中落）、一战战败（Vs。　在战胜国打败仗）的希特勒大同小异？所以英国人不但对希特勒有戒心，对丘吉尔其实同样有戒心，认为这位“病人”根本是不适合治国的。战争过后，丘吉尔立刻被洞悉世情和理性的英国选民抛弃。然而，《拜见丘吉尔》是不会面世的，因为一方面，讽刺英国战时制度的黑色幽默没有多大市场；另一方面，丘吉尔已成为世界英雄，把他的“病”无限夸张地恶搞又显得政治不正确。成王败寇，对病人而言，也是金科玉律。

猫哭老鼠Vs老鼠爱上猫：“最后解决”的玩笑

《拜见希特勒》另一个希望营造幽默感的讽刺对象，是那种干什么都要填表的日耳曼官僚主义。表面上，这似乎是德国的民族性，和纳粹无关，但电影要说的，正是纳粹反犹主义必须和德国官僚主义的传统结合，才会变成“将人化为数字”的僵化管理，才能把惨绝人寰的暴行轻描淡写地执行。将残酷的现实和儿戏的决策过程、从容的领袖风范并列，从而带来巨大反差，理论上，这是很“幽默”的。例如电影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多次神态自若、故作轻盈，对那位协助希特勒演讲的犹太教授格林巴姆说：“嘿，屠杀犹太人的‘最后解决’那件事，请不要介意”，还叫他“看开点”、“大度点”。希特勒也对他说“最后解决”的事，“其实与我无关，我也曾提议将犹太人送到别的地方，好像马达加斯加”（这倒是真有其事）。戈培尔和党卫军领袖希姆莱更拿出印上不同集中营图像的扑克牌，“仁慈”地让主角选择要拯救哪座，不过“诙谐”效果就不及布什通缉伊拉克萨达姆政府高层的扑克了。

毕竟，“最后解决”实在太血淋淋、非理性，戈培尔、希特勒的话就算更“有趣”，观众都难以相信其他德国人有资格发放相同的“幽默感”，只会觉得这是少数当权派直截了当呕心的邪恶。这是猫哭老鼠、一切布局都由强势的猫主导，而不是老鼠主动爱上强势的猫，没有什么命运弄人的喜剧感。与另一部同一班底制作的电影《再见列宁！》相比，后者才算符合黑色幽默的定义，因为片中的专制当局没有直接染血，行为的荒谬没有令人那么沉重，而且电影有力地解释了何以有普通*德国老人会真心相信共产主义，黑色幽默的发挥也就有了群众基础的普遍性，观众容易相信主角的经历纵然夸张了点，但起码精神不假，而且具有相当代表性。假如我们要做归类习作，《再见列宁！》也许有点后现代，《拜见希特勒》却显得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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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式数目字管理应怎样幽默？

其实，希特勒治下的纳粹式数目字管理曾做出不少“创见”，值得喜剧作家大书特书。例如纳粹曾下令进行优生学“实验”，以测试雅利安人种是否真的比其他人优越，实验内容由读书识字到性生活无所不包，内里的荒诞、实验方法的反智（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都将史家黄仁宇所言的“数目字管理理论”发挥到极点。怎样将极左和极右加以比较，相信也会是黑色幽默的好素材。

《希特勒万岁，猪死了！》记述了以下一个真实的幽默小故事：有位德国天主教神父，大力反对希特勒青年团干涉教会的教育，被纳粹党员当面批评说“没有儿子的人就不要谈什么教育”，神父立刻响应说“我绝不容许任何人在我的教堂内讽刺元首”，从而刺中希特勒缺乏家庭温暖的死穴。这些幽默，应比《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