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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逆未遂之女“作家”。（《大公报》）

张爱玲研究论争综述

概说

张爱玲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个热门文学现象，也是继“红学”、“鲁学”、“钱学”之后的又一门显学。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由“张爱玲现象”引起的各种讨论和论争，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八十年代以来的大陆文学界从来都没有停息过。本文重新审视“张学”研究过程中的各种论争，力求对这些不同的声音做出梳理，再现张爱玲研究历史上不同观点的交锋。这些不同的观点，既有学理上的冷峻阐发，也有感性笔墨的温情着笔；既有弥漫着浓郁历史感的愤怒记忆，也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自信阐述。把这或推崇、或批评、或别有幽怀、或满腔感慨的文字综合在一起，也许能给人一个真正多样性的、血肉丰满的张爱玲。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张爱玲研究的论争中，主要出现了四个方面的不同观点交锋。第一次交锋发生在“张爱玲现象”的缔造者和张爱玲地位的奠定者夏志清和台湾文评家林柏燕之间。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关于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对于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以夏志清为首，包括水晶、王德威等人在内的研究者都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尤其是夏志清，几乎将张爱玲的地位提高到一个（现代文学史上）无人能及的地步；持相反观点的主要是70年代台湾文评家林柏燕和王拓。他们的反对观点主要体现在《从张爱玲的小说看作家地位的论定》和《从另一个角度谈张爱玲的小说》两篇论文中。

第二次交锋发生在张爱玲研究专家唐文标和台湾作家朱西宁以及王翟、银正雄之间。唐文标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他的《张爱玲研究》和《张爱玲杂碎》两书体现了他在张爱玲研究和资料搜集上的勤奋，但是唐文标的努力是想更全面更具体的批判张爱玲。他的批判主要在“文学功能论”和“殖民地作家论”两个方面。对前者的反应有银正雄的《评唐文标的论张爱玲早期小说》和王翟《看》，后者有朱西宁《先觉者、后觉者、不觉者》。

第三次交锋发生在八、九十年代的大陆文坛，围绕张爱玲的政治文化身份的确定，以张泉为代表的挺张与以陈辽等人为代表的批张一方形成激烈的交锋。双方往来的论述文章较多，主要有张泉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二论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和陈辽的《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也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历史的原则”》、《张爱玲的历史真是和作品实际不容遮蔽》等文章。相关的文章还有古远清的《海峡两岸“看张”的政治性和戏剧化现象》等。

第四次争鸣是二十一世纪初，香港的刘再复再次针对夏志清给张爱玲的文学史定位提出质疑，并因此谈到文学史书写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他的观点体现在长篇论文《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夏志清对他的辩驳观点也有自己的回应。

第一章　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论争（1）

张爱玲在40年代的上海文坛红极一时，由于胡兰成的汉奸背景，她在40年代后期逐渐沉寂下来，50年代初出走香港，后又赴美。其间的创作再没有达到40年代的高度。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给她以很高的评价，随后有水晶、王德威进一步发展、阐述，遂引起海外的张爱玲热。对于张爱玲的这一定位，台湾主张写实主义的文学评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着眼，却有他们不同的看法：虽然他们一方面认可张爱玲的文学水平，但在另一方面，从五四以来写实主义的角度讲，他们认为张爱玲还达不到《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地位。

1961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他的小说史写作，一反大陆文学史写作模式，把那些在大陆文学史上默默无闻的作家如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师陀、张爱玲的一一打捞出来，还他们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得到肯定的一面。在论述张爱玲时，夏志清不惜破例给张爱玲42页的篇幅对她的作品进行评析，并大胆断言，“对于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是近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在某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在把张爱玲和珍·奥斯汀对比时，夏志清说他们“一样的涉笔成趣，一样的笔中带刺”但从张爱玲“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