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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已成为一位有国手之称的知名良医了。他一年除去赠医赠药费用外，仍然有1万多元的收入，但他在金钱面前丝毫没有动摇改造中国的决心。他时时思考改造中国之策：要救国救民，就非要锄去恶劣的清朝政府不可。他开始物色同志，并把目光投向军队。在这期间，他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除和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旧友来往外，又先后结交了基督教徒左斗山、传教士王质甫、教员魏友琴、海军军官程壁光、程奎光等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新朋友，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在广州圣教书楼后座的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的南园抗风轩（今文德路中心图书馆南馆）等处谈论时事和政治，谋求救国办法。1893年冬季，孙中山邀集陆皓东、郑士良、魏友琴、程壁光等8人聚会抗风轩，在推心置腹的秘密议论中，酝酿筹备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准备反清起事。

会后，他们就开始行动。陆皓东、尤烈、周昭岳合资在顺德县北水乡创办兴利蚕子公司，作为联络会党的场所。会党是封建性的旧式秘密结社，成分相当复杂，其成员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有的会党具有反清封建王朝的政治要求。与“会党”久有往来的郑士良四处奔走，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但此时孙中山对起事之念却犹豫起来了，他考虑到组织、推翻清廷依靠的仅仅只有这么几个朋友，而这些朋友除程壁光、程奎光是海军军官外，其他人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他反躬自问：“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路不通。于是，他把目光投向清朝政府中“识时务”的大臣李鸿章，心想如果李鸿章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也未尝不可挽救贫弱的中国。

李鸿章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手握军政大权的汉族重臣，经营“自强求富”洋务及海军30多年。孙中山的老师香港西医书院的康德黎博士称他是“中国之俾斯麦”。康德黎对孙中山颇有好感，曾向李鸿章推荐孙中山，称他为中国的可用之材。李鸿章也曾通过康德黎向孙中山表示：“同意孙中山进京候缺”。

当时的孙中山虽然有了一些革命思想，但是还没有成长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与发表过不少鼓吹改良主义主张论文的何启早有结交，又不断和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思想上受到了他们的一些影响，加上国内改良主义思潮盛极一时，因此孙中山与当时某些先进人物一样，对清朝政府抱着若干幻想，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上层某些人物。

1894年1月，孙中山悄悄地回到他的家乡翠亨村，关起门来，用10天时间，埋头写了一封长达8000多字的信——《上李鸿章书》。这封上书，是孙中山的一篇中西思想之精华相结合的，关于富强中国、发展生产的较完整而系统的早期著作。孙中山在这封上书里所表现出来的救国思想，实际上是一份赶超西方国家的建设宏图。它所议论的方方面面，对后世治国者起了很大的借鉴作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求封建统治者李鸿章“玉成其志”“陶冶而收用之”，这却是幻想。一个买办化的封建大官僚，怎么可能采纳这种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主张？结果是李鸿章没有接见他，毫不理睬他的意见，上书改良成为泡影。

兴中会武装革命（1）

1894年夏秋间，孙中山和陆皓东漫游京、津。名为漫游，实是一窥清廷之虚实。

他们“窥”到北京城内的政治之龌龊，百倍于广州。甲午战争即将爆发，国家危在旦夕，而清政府却热衷于筹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太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下令动用饷需和边防军费100万两，挪用铁路工程经费200万两，向各省和京内衙门摊派强征200万两，专供她挥霍。孙中山由此联想到广州及全国各地的情况，不由深深感到：“清政府官僚生活中的乌烟瘴气，犹如死海上的浓雾一样。清政府既借故苞苴科敛，卖官鬻爵以自存，则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乎！”他和陆皓东觉醒了，认识到腐朽的清王朝是无法用改良的办法挽救的，必须用根本改造来代替局部改良。

同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这次战争中，中国的一些爱国官兵英勇作战，宁死不屈。可是，清朝政府腐朽无能，不敢坚持抵抗，使战争遭到惨重失败，引起全国震动，人民激愤。这时孙中山再次感到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只有革命才是解救国家危难的唯一出路。他毅然下定决心与陆皓东分头活动，创立兴中会，准备武装起义，要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