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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必不利”。

谢持、张继不听鲍罗廷的解释，坚持要共产党取消党团组织。

鲍罗廷始终不肯让步，最后他不得不强硬地警告他们：“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

谈判不能进行下去，双方再度不欢而散。

鲍罗廷与谢持、张继谈判失败后，陈独秀对国民党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于7月13日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维金斯基，提出：“我们认为必须停止至今为止的形式来支持国民党，我们要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至此，当初按共产国际驻华正式代表马林所提出的“马林方式”建立的国共合作体制刚刚开始，还没有来得及度完蜜月，就似乎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了！

距离广州不远被英国霸占的香港，号称“英国女皇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国民党改组后，随着中国革命情势的高涨，广州几乎成了一片“赤土”。英国政府绝不能容忍它的存在，在伦敦的授意下，港英当局也许觉察出国共两党的合作就要走到尽头了，便趁机利用香港这个根据地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一面积极援助盘踞在惠州的陈炯明反攻广州，一面又运动广州商团，妄图从内部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原为商人的自卫组织，参加者只是一些经商者。1919年由受英国香港汇丰银行支持的陈廉伯担任商团团长后，开始大规模发展组织，到1924年5月间已扩充到6000余人。随着武装队伍的扩大，陈廉伯的野心也在膨胀，他把沙面租界作为黑据点，北联北洋军阀，南联陈炯明和广东省内各商团及乡团，在香港当局支持下，图谋取代广州革命政府，成立所谓商人政府。

国共合作几乎破裂（3）

1924年5月26日，即谢持、张继、邓泽如等人联合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前后，陈廉伯指使商人暗中活动，逼使广州市政府取消已经公布的《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次日，陈联合108埠商团代表共30余人召开会议，商定于8月13日成立“全国商团联防总部”和广东“全省商团总部”，由陈廉伯任总长，随后开始四处购置武器，积极策划叛乱活动。

令所有敌视国民党广州政府的人所想不到的是，广州国共两党的紧张气氛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孙中山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加之共产国际的干预、中共的坚决斗争和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事情出现了转机。

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工作会议，审议邓泽如等人提出的弹劾案，决议请孙中山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并作出决定。随后，根据这次工作会议精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认为数日来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产生怀疑及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因此，郑重声明“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于何派别，惟以平日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从这个宣言中可看出，国民党左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了上峰。

由于国共双方态度都有了变化，紧张气氛趋于平缓，按孙中山的指示，8月5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开幕。会议讨论了弹劾案问题。既是讨论，国共两党代表便各执其辞，在会场上展开了争论。

会议一开始，国民党代表张继首先发言，他重申弹劾案的意见，结论为：“最后办法”“以分立为要”。他顽固坚持国共两党应“分道扬镳”。张继发言后，共产党代表王法勤即起身反对。随后，国民党代表覃振发言支持张继，于是会场上形成对立局面。这时共产党代表瞿秋白发言，他心平气和地说明了两党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针对国民党右派提出的党团作用问题，他尖锐地指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瞿秋白还指出，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党派与否，应该以纪律绳之。”“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最后瞿秋白表示，共产党坚决反对“分立”主张，他坦然地说：“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是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则共产党之发展，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