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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筹集了军饷达港币七万多元，占募捐总数的一半，居各地华侨为广州起义捐款的第一位。在中国革命进程的各个时期，海外千千万万华侨的贡献功不可没，彪炳千古。

1911年1月底，在香港的黄兴、赵声等人不负孙中山及海外千千万万游子的重托，在香港跑马地35号组成了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黄兴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统筹部经过5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动员了同盟会大部分骨干，将他们分派前往长江流域各省联络革命团体，并令专人负责策反新军、防营、巡警及联络广东番禺、南海、惠州等地会党和“绿林”，又组成一支800人的敢死队，运送700多支枪和300多颗炸弹到广州，在那里设立秘密据点38处，并拟制了10路进袭的战斗计划，准备先占领广州，再分兵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同时组织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北伐，直捣清王朝的首都北京。统筹部任命赵声、黄兴为革命军正副总司令，预定于1911年4月13日在广州发难，希望这一次能一举成功。但由于革命党人从国外准备的枪弹、捐款没有及时送达，加之清政府戒备森严，所以起义未能如期发动。几经周折，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参加起义的人数大减，不得不放弃原定的进兵计划，改为集中全力攻打总督衙门。

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傍晚5时许，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爆发。当时，黄兴亲率林时塽、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敢死队员120人，臂缠白布，脚穿黑色胶鞋，手执枪械炸弹，用海螺吹响了进军号，由小东营指挥部出发，勇猛地直扑两广总督署，一路上，抵抗的巡警都被打倒。他们冲进署内，发现清两广总督张鸣岐已穴墙逃跑，便捣毁并放火烧掉总督衙门；随后分兵攻袭督练公所等处，与清水师提督李准部队遭遇，在东辕门、小北路等地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敢死队员们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以寡敌众，顽强地坚持了一夜，杀死杀伤清兵不计其数。在战斗中，黄兴的右手被打断了两指，朱执信也受了伤，一臂已废的喻培伦的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奋勇向清军投去，敌人见之，无不丧胆。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黄兴、朱执信等负伤后化装逃脱。林时塽、方声洞、罗进等57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喻培伦、林觉民等29人在被捕后慷慨就义，共86人在本次起义中献身。这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10次武装起义。事后，收殓了在战斗中牺牲和慷慨就义的72具起义者尸体，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红花岗，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起义震动全国，影响很大。孙中山在美国得悉起义失败的不幸消息后，毫不气馁地积极评价了这次起义，认为它使“革命之声望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后来，他还作过进一步的评价，他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一文中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久怨愤所积，如怒涛排空，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又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华，与彼虏为最后一搏，事虽未成，而黄花岗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由此可见，黄花岗之役和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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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1）

面对着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洪流，清王朝政府使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段，一面加强专制，增练新军，一面导演“预备立宪”的丑剧，欺骗人民，抵制革命。这种假立宪没有骗过革命党人，却使资产阶级改良派欣喜若狂，以江苏大资本家张謇为代表的各省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地方官绅，相继纠合，组成“预备立宪公会”等社团，一再向清政府请愿，要求早日赐予宪政。自清光绪年间“维新变法”失败后一直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更喜出望外，把他们的保皇会改称为“国民宪政会”，同国内的立宪社团一唱一和，他们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因此被人们称为立宪派。尽管立宪派再三发起请愿活动，叩头乞求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但清政府却不肯交出丝毫权力。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了“皇族内阁”，所有军政大权仍然集中在皇室和贵族手中，让全国人民认清了所谓“立宪”完全是骗局。

日暮途穷的清朝政府，越到末期越腐朽无耻，它大量出卖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