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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可观的军事力量。清军军官，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赵声与朱执信、倪映典等决计以策动新军为第一步，在广州发动起义。这时孙中山把能否筹得资金看作是起义成败的关键，所以他在南洋新加坡等地活动了一番后，于同年5月又赴欧、美各国筹款。临行前，他将南洋党务委托给胡汉民，将军事策划委托给黄兴。1908年夏，倪映典、朱执信等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党骨干数十人在广州白云山能仁寺集合，举定干事员，决定分头活动，并在广州天宫里寄园巷5号设立机关，专门联络新军弁目。由于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到1909年底，广州新军官兵加入同盟会者已达3000多人。1910年1月，倪映典向同盟会南方支部报告新军起义条件成熟，要求订于农历元宵节前后起义。与此同时，孙中山的筹款计划也进行顺利，当起义时间由南方支部报告给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并要求筹措汇款20000元应急时，孙中山复电，表示款可筹足，并嘱进行勿馁。

起义正在积极准备中，但由于新军和巡警突然发生冲突，清政府派兵镇压新军，原定起义时间被迫改变，提前到2月12日晨，在广州城郊起义。倪映典被推为总司令，率领起义军1000多人经沙河进攻广州东门。倪映典在攻城时，身穿蓝袍，手持红旗，骑着马来往驰驱，指挥战士进入阵地，同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部2000余人展开激战。这次起义，因准备不足，计划不周，孤立无援，总司令倪映典又在作战时中弹牺牲，致使起义军在奋勇战斗一个多小时后不得已而退却。延至次晚，起义军退守白云山一带，被清军镇压，起义失败，死难和被捕者300多人。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时，孙中山正在美国旧金山，他闻讯即在旧金山华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毫不气馁地认为满清政府已成“破屋漏舟”，“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克服畏难心理，“速立志以实行革命”。1910年3月，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亲赴洛杉矶，与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人咸马里和布思举行了多次会谈，制订了武装起义计划，委任布思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表，并通过布思向纽约财团洽商贷款350万美元，以组织军队，训练军官，充实革命实力。虽然此项贷款因纽约财团当时并不看好孙中山以及他领导的中国革命，认为无利可图而未能实现，但孙中山却不气馁，连续发电报和写信给在香港的黄兴，提出在广东再次发动起义的计划。5月末，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准备东返，就近领导国内的武装起义。6月中旬，他行经日本时化装秘密潜往东京会见黄兴、赵声和各省在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商议设立秘密机关，统一各省革命团体的行动，被日本政府发现，不准停留，不得已于6月25日离开东京经香港前往南洋。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北部的庇能（即槟榔屿）召集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和国内外代表举行秘密会议，部署下一次武装起义，黄兴、赵声、胡汉民及南洋庇能、怡保、芙蓉等地和国内东南各省代表出席。在会议上，孙中山针对一些革命党人因西南多次起义——特别是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而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情况，豪迈地说：“一败何足馁。”他指出，过去屡遭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而当前“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他激励大家“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并表示：“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吾当力任设法”，强调只要作“充分筹备”，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会议决定仍从海外华侨中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在广州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

血染黄花岗（2）

同月中旬，孙中山又召集了庇能的同盟会会员和爱国侨胞开会，动员大家为革命捐款。不料，会后有人将他的演说内容向南洋英国殖民当局告密，英殖民当局便以“妨碍地方治安”为名，勒令孙中山出境。自1906年萍、浏、醴之役以来，孙中山不但在国内无法立足，连国外也没有安身之处。不仅庇能各处禁止他入境，凡是邻近中国大陆的地方，如日本、香港、越南、南洋等地均不许他居留，正像孙中山自己所说的那样：“东亚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迫不得已，孙中山只好放弃原就近领导国内武装起义的打算，委托黄兴去香港成立机关，主持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而他本人再度远涉重洋，奔走于美国纽约、旧金山和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向华侨宣传革命，积极募集款项。海外华侨身在异国，心怀祖国，愿为民主、自由新中华而战，个个解囊献金，单是1911年3月在加拿大各埠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