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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惠州起义失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以前咒骂他为“乱臣贼子”的，这时反而惋惜起义没有成功，认识到他不是什么强盗了，同情或赞助革命的人空前增多。这使身历其境的孙中山感触很深，他说：“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状。”人民的觉醒，群众革命斗争的风起云涌，大大鼓舞了孙中山，他深信总有一天青天白日旗会插遍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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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与三民主义（1）

在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的同时，震撼中华大地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也被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联合镇压下去了。1901年，腐朽的清政府与英、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11国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出卖国家大量主权的《辛丑条约》，使得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控制和掠夺，企图瓜分古老而幅员辽阔的中国。清朝政府公然提出他们的对外方针，即“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忠顺走狗。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危难的时刻。

此时，经历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庚子之变”的晚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威逼下，不得不“开放门户”，但同时又把选派留学生去西方学习列为一项图存的重要措施。当时中国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的小小的日本原也是个封建之国，也曾与清王朝一样为防西方势力的侵入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吃尽了苦头后，日本明治天皇决意以西方为榜样实施欧化政策——史称为“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后，到19世纪90年代，它作为世界列强的后起之秀，同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样，已发展成为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强国，所以日本堪作贫弱中国图存的老师。当时洋务派领袖人物张之洞“留西洋不如留东洋”之说在留学生中就很有市场，大批优秀的中国学子东渡日本探索振兴中国的道路。张之洞这位著名的晚清重臣，做梦也没想到正是这批东渡学子成了日后清王朝的掘墓人。

190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重要的一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活跃，革命思想如涓涓细流逐渐汇合成洪流巨浪，革命的学说、理论、行动，由分散的个人独唱演变为民族的大合唱。留日学生陈天华发表的《警世钟》、《猛回头》则是这首大合唱里最强的主旋律。他疾声呼唤中国人民起来革命，他把革命定为当时的主要的时代主题，认为只有革命，才能推翻腐朽透顶的满清王朝，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建立新制度，拯救苦难的中华。

从1903年夏到1905年夏这两年中，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国内外各地——特别是南中国各省的重要城市中，在孙中山多年革命行动的感召下，陆续涌现出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反清革命小团体，它们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一样，共同的目标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这些革命小团体中比较突出的有：1903年5月留日学生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领导的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中心的“华兴会”，1904年7月湖北知识青年曹亚伯、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的“科学补习所”，1904年冬蔡元培、章炳麟（即章太炎）等领导的以江浙一带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光复会”，1905年上半年湖北创立的“日知会”等，它们各自汇聚着一部分社会上的反清力量，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但是，这些革命小团体活动分散，难以采取一致的步调。随着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各地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以便更好的领导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05年夏，留日学生荟萃东京。不久前，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一些领导和骨干分子由于1904年10月间长沙起义计划的败露和11月间爱国志士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卖国贼王之青案件的牵连也先后逃亡到日本东京，大家热情非常高涨。在留日学生和革命团体领导人物中，以黄兴、宋教仁二人最露头角，也最为众望所孚。流亡欧洲的孙中山了解到国内和日本东京反清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决定结束美欧之行前往日本。在孙中山由欧洲来日本前，东京的一些留日革命青年就以组党之事相期待，这说明孙中山的爱国热忱和为革命而坚持战斗的不屈意志，已在群众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已成为大家公认的革命领袖了。而此时孙中山吸取以往诸多教训，不再仅仅依靠会党以及绿林中人物，增多了同知识阶层的接触，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