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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者的告示，并分别悬赏花红银一千或数百元，通缉革命首领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等人。孙中山镇定地遣散了前来参加起义的队伍，然后于10月27日夜乘船逃出广州，经香山屈家湾到澳门，于29日抵达香港。但当时英香港政府已答应清政府的请求，宣布五年内禁止孙中山等人入境。他只好于30日晨离开香港，东渡日本。从此，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前后有16年之久，孙中山一直流亡在外，为革命事业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1900年，中国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年夏季，义和团主力进入北京、天津，反帝爱国运动发展到了最高峰，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武装干涉也已开始，流亡海外的孙中山看到清朝统治力量遭到严重削弱，认为“时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疑”，决意把握时机，加紧在广东再次策划武装起义。他偕同杨衢云、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人，不避艰险地奔走于日本、香港、新加坡之间，具体部署起义的发动、策应和进攻路线等。1900年7月16日，孙中山自日本经西贡抵香港海面，由于香港当局不准登岸，他便在船上召开干部紧急会议，决定以会党为主力，在惠州发难，沿海东进，并将发难的指挥权交给他十分信任的郑士良，同时决定由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陈少白、杨衢云等负责接济饷械，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各省联络会党，孙中山则转回日本折台湾，俟起义发动后再设法潜入内地。9月28日，孙中山由日本神户经马关抵台湾，即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招募了一批军事人员，等待起义军进抵厦门时渡海接应，并与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代表新平取得联系，请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台湾日本当局为达到在福建沿海扩张侵略势力的目的，假装支持孙中山的起义计划，应允在起义之后给予帮助。

10月8日夜，惠州三州田山寨起义爆发。三州田属惠州归善（今惠阳）县，群山环抱，“山深林密，路径纡回”，形势险要，又是会党啸聚之区，三合会深入周围农村之中。同时，归善是郑士良的家乡，他对这里人地熟悉，与当地会党及绿林首领素有联系，选择在此地发难非常适宜。当天夜间，郑士良等率领三合会的精壮人员600人猛袭新安县沙湾清军，击毙70余人，缴获枪支40支，清军“惊溃退却”。孙中山在台湾得知起义已经发动，便积极准备内渡指挥和筹运军械支援，并命郑士良率军东进福建南部。惠州起义军按计划向东挺进，一路势如破竹，十几日间经过佛子坳、崩岗墟等地到达三多祝。沿途屡次击败清军，击毙、俘虏敌军数百人，缴获很多枪械。起义军经过的地方，人民燃放爆竹迎送，声势浩大，士气很旺。但由于革命党人未能在人民自发斗争浪潮汹涌高涨的时刻发动群众，起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上单纯依靠外援，而计划中的海外接济，因日本政府内阁易人，禁止台湾军火外运和日本军人参加起义军，并不准兴中会在台湾活动，以及一些伪装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政客从中破坏而未能实现，以致起义军虽连获胜利却仍处于困境，最后粮械失继，弹尽援绝，遭到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同月22日，日本人山田良政等持孙中山手书赶到三多祝前线，书中指示：“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为。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郑士良仰天长叹三声，不得已将起义队伍解散，自己率领少数精锐退往香港。日人山田良政在归途中遇害。大批起义将士流亡海外。

当起义军苦战惠州时，出身官僚家庭的革命党人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因没有机会未能如愿，迫不得已，决定用炸药炸毁广东巡抚衙门，炸死署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德寿，打乱敌人的中枢和后方，配合起义。1900年10月28日，他预埋的炸弹爆作后，震坍抚署后围墙一角，德寿被从床上震落到地面，饱吃一惊。史坚如于31日前往码头途中被捕，11月9日在广州壮烈就义，年仅21岁。孙中山在后来他著的《孙文学说》一书中，表彰史坚如是继陆皓东之后“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赞扬他“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所策划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也是他发动的历次起义中规模较大的一次。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孙中山丝毫没有灰心丧胆。由于这次起义所产生的积极政治影响，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逐渐觉醒和民主革命浪潮的逐渐高涨，也使得孙中山的处境较以前大为好转。当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时，他被不少人看成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得不到人们的赞同，甚至在檀香山的亲友也把他看作洪水猛兽，不敢和他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