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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强调：“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而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这实质上是钳民之口，要文艺为国民党的统治效忠。

为实行文化专制，国民党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如“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等，加紧对进步文化文艺作品的压制和摧残。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至1942年就被查禁书刊1400余种，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不准上演的剧本160种，修改后始准上演的7种。国民党还利用种种借口解散或整编抗日的文化团体，关押甚至杀害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白色恐怖下，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受到严重摧残，抗战前期兴起的抗战文化运动，再度走向低落。

（二）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

早在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他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根据各地情况将口号具体化）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领导抗战文化运动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决贯彻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把坚持抗战与争取民主结合起来，组织和领导国统区进步文化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各种迂回曲折的斗争，使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在艰难的环境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加强文化专制，国统区的文化运动暂处于低潮。如何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专制，成为当时推动和发展抗战文化运动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采取新的方式开展斗争。

一是组织名人寿辰和创作纪念会、悼念会，以联系和团结广大文化界，加强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其中最隆重的纪念活动是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194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来到天官府郭沫若的家，意味深长地向郭沫若提出：“为你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顽固派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25周年和50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周恩来责成阳翰笙主持这一工作，并嘱托阳翰笙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把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并代南方局起草一份通知，电告成都、昆明、佳林、香港和延安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

纪念活动的筹备组织几乎包括整个文化界、新闻界，其中有“文协”的老舍，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中苏文化协会的王昆仑、侯外庐等，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邓初民、翦伯赞、黄炎培、许宝驹、黄滇翔、罗隆基、屈武、章伯钧等。发起入中还有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等。新闻界除《新华日报》外，还有周钦岳主办的《新蜀报》，陈铭德、邓季惺主办的《新民报》。《大公报》和《商务报》也参加进来。充分表明了这次活动的广泛性。

11月16日，为祝贺郭沫若寿辰，《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我要说的话》的文章，并出纪念特刊。特刊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潘梓年、田汉、欧阳凡海、沈尹默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日本友人绿川英子等的贺同贺诗。周恩来在文中指出：“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