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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发行权的统一，又为国民政府依靠发行新钞来弥补财政赤字大开了绿灯。

第四是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由于岁出的增加和连年的战争消耗，国民政府财政危机加剧。财政赤字每年成倍增长，1940年接近40亿元，1941年即上升至87亿元。

这种严重局面，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在税收方面，国民政府从1941年开始将地方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并改征实物，对盐、糖、火柴、卷烟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同时进一步扩大货物税的区域和范围，并实行从价征收办法，以避免因战时物价上涨而使实际税收减少。1942年，国民政府又开征战时消费税，并对财政收支系统进行改革，将省财政收入划入中央财政收支系统，这样，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的印花税和营业税即被中央政府接管。国民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对增加悦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单靠税收款项并不能填补战时高达80％的巨额财政赤字。为此，国民政府仍大肆举借和增发纸币。特别是增发纸币越来越成为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筹措战费、平衡收支的主要手段。

据国民政府官方公布的数字，1940年底法市发行额为79亿元，1941年底为151亿元，1942年底为344亿元，1943年底即增至754亿元。＇《中国财政简史》，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5页。＇

通货膨胀的结果，使人民遭受灾难，官僚资本迅速扩大，使财政经济预伏着新的危机。

第五是在商贸方面放弃限制进口政策，转而采取鼓励进口政策。1941年以前，国民政府主要采取限制进口政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的水陆通道均被日军切断，进口贸易只能靠空运解决。但空运仅能解决军需品进口的运输，民用物资进口困难。日军的封锁造成后方必需品紧缺，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所形成的压力，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进口贸易的种种限制，并转而实行鼓励进口的政策。1942年5月，国民政府还解除了对敌货进口的禁令，同时颁发新的《战时管制进出口办法》，规定：

只要是后方所必需的物资，不论来源如何，均可进口，政府并对进口者予以运输上的便利或资金上的资助。这对抗战后期扩大贸易进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国民政府在1941年、1942年的困难阶段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从而保持了战时经济的运转，使大后方的抗战得以坚持。国民政府在抗战困难时期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保护官僚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但为了抗战，广大人民甘愿作出牺牲。正如《新华日报》报道的那样：

“工人们是明白大义大理的，在这抗战的紧急关头，从没有半句怨言，从没有片刻时间松懈自己的工作。他们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中国，他们象前线抗敌兄弟一样的英勇，冒寒褥暑，日夜工作着。”＇《新华日报》，1939年9月4日。＇

全国各界人民与工人阶级一样，都是怀着抗日的同样心情而不计自身的利益，以自身利益的牺牲来换取抗战的胜利。正是有这样伟大的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局面才得以维持，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三、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

（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文化领域采取强制高压和钳民之口的文化专制政策，压迫和摧残抗战文化。1941年2月7日，国民党以“履行思想领导责任”，“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为借口，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内分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等组，还有设计委员会。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协助策进各地文化事业”，进行“有关文化运动之调查设计”。＇交天行：《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文运会成立后，相继在各省成立分会，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加强了文化专制。

1942年9月1日，张道藩在文运会主办的《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提出“六不”、“五要”的文艺政策，就是：“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