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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之一，“日本是神庇佑的国家”、“日本人是神的子民”……尽管今天的日本人已很少会对诸如此类的传说深信不疑，但因这些传说而生的自大心态却渗透在他们的血脉里融进了他们的民族性格。

二战后，前联邦德国总理向犹太人下跪谢罪，并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代表自己的国家为德国法西斯犯下的罪行道歉。相比之下，日本至今都极力推托战争责任，不停地在历史教科书中粉饰其过去的罪行，甚至要将南京大屠杀一笔勾销。每遇到认真反思历史的日本人，“爱国心切”的日本右翼就会大呼“自虐史观”祸国殃民，似乎只要坚持不承认，犯罪事实就会自动消失。

在近代，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没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国家。在当代，日本经济的强劲世界共睹。在部分日本人心中，日本比亚洲其他国家“高贵”甚多，向“低等”的亚洲人道歉，是莫大的耻辱，必将大大损害日本国威。

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在他颇为自豪的《脱亚论》中极力主张日本要和中国、朝鲜等“野蛮国家”划清界限。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加藤弘之曾将世界人种分为三六九等，欧洲人是“上等人”，而在亚洲“下等人”中，唯有日本人是和欧洲人一样的“上等人”。类似的理论在今天看来荒谬不经，但对日本人的影响却深之又深。

站在人性的角度思考，侵略他国、践踏人道，肆意烧杀的日本人未必不知道自己在犯罪。日本人有罪恶感，销毁罪证，百般抵赖就是其有罪恶感的最好证明，没有人愿意负罪前行。西方人通过反省自我，净化灵魂，洗涤罪恶；而迫切渴望摆脱旧罪恶的阴影，希望能自信满满地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日本人则选择了用“遗忘”这种方式消除罪恶。对他们来说“心外无物”，什么时候将罪行遗忘得一干二净，什么时候便无需再受罪感地纠缠。让他们懊恼的是，那些饱受他们伤害的国家，总是执着地将罪行摆到他们面前，让他们无法遗忘。

反思、忏悔本是洗脱罪恶感的最佳途径，但在深信“道歉是耻、忏悔是耻”的日本人看来，绝没有反思、忏悔的可能。因此，摆脱罪恶感的唯一办法，就是篡改历史，拒不认错。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知耻不知罪”。不管她对日本耻文化的研究是否尚存在争论，这句评价都极精准地勾勒出日本人的性格。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和西方的罪文化不同，日本的文化是耻文化。罪文化强调自律，耻文化强调他律。罪文化下的人不会顾及他人的评价，但他们会自觉地将社会规则作为自己灵魂的一部分，无条件地遵守。一旦违背了这些规则，他们无需他人评判就会自认有罪，虔诚地忏悔，因此，罪文化下的民族多有很强的自律性。既然更强调自律，相对忽略外界评价，罪文化下的人总是坚定地做自认为对的事，他们不喜欢自由和个人权利受到他人的阻挠，同时亦不会干涉别人的生活方式。“这是我的自由”、“我为我自己而活”是他们的口头禅，也是最让他们自豪的地方。

但在“耻文化”的氛围下，个人是高尚还是卑贱，行为是否正当，都要由别人评判。来自于他人的评价体系总是相对的，不固定的，这就让日本人缺乏固定的善恶观，而是时刻以他人的看法为参照，尽可能让自己的行为为他人接受。他们会为他人的好评价备觉欣慰，为他人的坏评价感到耻辱，他们对耻的敬畏超过了对罪的恐惧，他们用“是不是耻”来衡量他们看到的事物，思考着自己的言行。如果正义善良的行为和外在的评价体系发生冲突，他们多会放弃伸张正义；如果邪恶暴戾的行径得到认同，他们就会果断地大行不义。在畏耻而谨言慎行的日子里，他们渐渐遗忘了耻文化建立的初衷：集社会舆论之力，惩恶扬善。

建立在罪文化上的民族崇尚人的个性、自由，而建立在“耻文化”上的民族则格外团结，其社会中人都会自觉地向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他人评价体系看齐，并愿意为此牺牲自我。因此，一旦这个评价体系倾向于恶的一方，整个民族就会毫不犹豫地做起恶事。如果其中哪个人因良心不安拒绝为恶，他就会被社会孤立，甚至遭受社会的严厉惩罚，耻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远远高于了罪。

南京大屠杀时的日本士兵，以杀戮平民为荣，不杀的就会被大家看不起；今天的日本右翼以承认罪行为耻，承认罪行的就会被他们大肆攻击。而一旦“以承认罪行为耻”上升成全社会的普遍意识，谁也不能保证日本不会再次走上侵略他国的老路。

兵家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方便战后美国制定对日政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