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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一样重要。很难想像他为了礼仪的需要开罪他的选民。也很难想像为了会见一位中国外宾而取消女儿的生日晚会，或取消出席某位政要女儿的婚礼。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其实又很简单，就是提前约会，把时间量打足。当然，这里也分不同情况。当我们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访问法国或过境巴黎时，即使日程再忙，希拉克总统和法国主要领导人都会予以会见的。

将事情提前告诉对方，也是对客人的尊敬。国内现在搞的各种国际性活动很多，组织者很想请法国名流出席，并向对方提供很好的接待条件。我在使馆时，很多次接到这样的委托，希望我们代为邀请，而每次都是因为我们提得太晚，对方另有安排而未能成行，十分可惜。我想，如果我们稍有点计划性，也许就没有这份遗憾了。记得我来世博局负责的第一项重要外事活动，就是筹备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国际展览局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上海世博论坛。我曾利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来沪出席卡迪亚珠宝展的机会，两次当面向他发出邀请，希望其出席2004年6月25日在巴黎举行的本次论坛。德斯坦对论坛的题目“21世纪城市的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十分感兴趣，但当时离论坛召开只剩下一个月时间，显然对他而言已不可操作。德斯坦的回答十分简短又深刻：“您应该早点告诉我！”

从爱丽舍宫高朋满座看法国

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

作为外交官，又分管中法双边政治关系，我有许多次机会在爱丽舍宫亲临法国宴会外交恢宏的场面。然而，让我感受最强烈的，并不是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和总统大厨精湛的厨艺，而是出席宴会的各界人士。他们形形色色，往往都不带“长”字，用世俗的眼光看，充其量也就是个“处级干部”，但他们确是整个法国公民社会的代表，也是当今法兰西精英的全部组合。他们中间有著名的建筑师、时装设计师、医生、大老板、艺术家等，出席的比例之大，常常占法方主人的四分之一左右。总统府礼宾官奥立维告诉我，请各届精英出席总统举行的国宴，是法国宴会外交的传统。公民社会是法国生活的现实，也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只有让这些精英与来访的国家领导人见面，国与国的关系才能全面深入发展。

达索先生是法国著名企业家，也是爱丽舍宫宴会外交的积极参与者，图为达索向作者赠其近作《献给法国的一项计划》时的留影。（2004年3月）

其实，爱丽舍宫高朋满座，仅仅折射出的是法国五彩斑斓的公民社会一角，而只有在法国生活，你才能切身感受到这个公民社会有多么的丰富和强大。虽然公民社会没有爱丽舍宫那样的宫殿和所具有的权力象征，但它对权力却具有道义上的神圣制约力量。正因为此，总统府人员的花名册，从希拉克总统高级政治顾问莫洛德、外交顾问莫里斯到其他工作人员，任何人都可以从总统府网站查询，并可在任何工作时间与其联系，咨询任何问题。就是希拉克总统本人，任何公民给他的信都要亲自回复。为应对这些浩如烟海的信件，法国还有一个隶属总统府的班子，专门为总统解答和处理投诉的问题，并代拟回信，最后由总统签署发出。对总统而言，给每个投诉者回信的举动本身就是测试其总统岗位是否具有代表性。一旦选举结束，任何总统总希望自己是全民总统，而不再是党派候选人。因此，任何对投诉人的怠慢都将影响总统的形象，甚至未来的连任。也正是如此，每年法国国庆，希拉克总统总要请各行各业的代表轮流出席总统府花园酒会。为维护亲民形象，希拉克也一直要求轻车简乘。他的保镖对我说，给总统担任警卫最难，他不允许在公众面前，特别是电视画面前出现过多的安全人员，担心给公众造成脱离人民的印象。

诚然，公民社会是个广义的涵义，其实质是社会各界对国家生活的广泛参与。在法国，知识界对社会问题历来给予特别关注，他们在电视台的辩论激烈程度并不亚于议会，他们对问题的把握，也同样不亚于职业政治家。因此，究竟谁在治理国家？细想起来，应该说是民意。有人也将各级议员译成民意代表。现任马尔梅松市长、法国民议会财经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奥利埃（Patrick　Ollier）就对我说过多次，议员的日子不好过。他在国民议会里的工作再忙，也必须每周回几次马尔梅松，与选民见面。他说，就像医生看病一样，门口常常会排起队。这些选民的意见都得记录在案，并反馈给他们。议会辩论时你去了没有，投什么票，选民可以随时从议会秘书处获得相关资料。他对我手一摊，说了句“瞧，我们受到多么严格的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