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3/4 页)

靠父母来决定选择什么专业，我感到惊奇。

“到了大学里我也半工半读，我做过学生食堂的工人，电脑中心的服务员，也当过数学辅导老师。大学里三分之二的同学都希望当医生或律师，我也不例外。我选择了理论数学作为专业，因为发现它容易学而且挺有趣。大学毕业后我没有钱读研究生，也没有把握将来一定做得了医生或律师，于是就在一个教授的帮助下，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所找到一份工作。

“我在运筹研究部工作，里面六十个专家中只有四人不是博士，我是唯一只有学士学位的人。工作两年后，贝尔实验所送我到加州大学读运筹学，毕业后我又回到贝尔应用运筹学技术设计电脑模式。我们的社会不鼓励女子学数学，女生回避理工科跟从小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关，做父母的往往对男孩子的理工科功课抓得紧，对女孩子在这方面就松一些。针对这种倾向，我在贝尔实验所工作时，曾到中学里去演说，鼓励女生考虑数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许多女生完全排除数学，因而限制了择业的机会，虽然在工商业上成功不一定需要数学，但是懂得数学就多了一种选择自由。我感到有责任帮助女同学克服对数学的恐惧。同样，很多女生不爱好体育运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出汗是不健康的’。直到读大学时，我才在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体育运动，结果当上了女子足球队队长。

“要在贝尔实验所受重用，非得有博士学位不可，可是我对攻读博士不感兴趣，我的GMAIT　成绩极好，这加强了我上管理学校的信心。哈佛经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同时录取了我，我选择哈佛，一是因为进哈佛难，二是斯隆管理学院的课程数学性强，而我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基础了。

“说实话，我在哈佛并不感到舒服，我不会为了拉关系而有意识地进行社交，也不欣赏别人的这种品质。哈佛里这种人不少，评分本来应该完全根据实绩，可是我知道有人得到好分数是因为善于讨好教授或者认识什么人。

有人连实例也不读就来上课，发言投机取巧，纯粹是浪费我的时间。我不怕竞争，但是我讨厌哈佛那种咄咄逼人的气氛。

“女生受到歧视，也许真有其事，也许是凭空臆造。不过我发现一个口齿伶俐的女生，要比一个能言善辩的男生更容易招来反感。这点令人不安。

有一门课上，教授叫人的方式不公平，我很恼火，就存心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记录教授的叫人方式。我将全班分成三组，发现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教授只叫其中的一组，尽管每次每组都有一半人举手，女生虽占全班的四分之一，却只有百分之五的机会被叫到。课后我把这个情况同教授谈了。不料第二天上课一开始，他就冲着大家问：‘有人说我叫同学的方式存在问题，你们有什么看法？’他很不客气，当然没有人回答。可是下了课，同学们都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这个教授一直没有改变他叫人的习惯。女生比男生上课更担心，忧虑促使她们常常举手，但是常常发言又会招来反感，真是难。

“我是民主党，是自由派人士。经理学院百分之七十五的同学都是共和党，但一半共和党同学对具体问题的立场并不受政治立场的限制。在预算案、税收等问题上他们采取共和党的立场；在教育、社会福利等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又像是一个民主党人。除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一课外，课堂讨论很少受到政治偏见的影响，我的政治活动也不过限于向自己关心的政治竞选活动捐款。

人力资源管理课上很多同学不同情工会，这是由于经理学院不少同学出身于富人家庭，向来跟工会运动没有关系，他们对工会的态度与其说是政治立场，不如说是阶级观点所造成。

“我没有十分明确的事业目标非实现不可。我竞争心有余，事业心不足，只要有谁跟我年龄相同，能力背景相仿，却在于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就不甘落后。我在经理学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也许可以在别的学校学到同样的知识，我认识许多没有上哈佛经理学院的非常有才能的人。但是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一把能打开许多大门的金钥匙。哈佛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

“大考后，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五月份，我和男朋友一起到中国作了一次自行车旅行。中国之行是我迄今为止最愉快的旅行，最令人高兴的是人们主动地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发现中国人处处开放，热情，乐于助人，我们还应邀去中国朋友家作过客。我们从杭州骑车到南京，第一天我曾从车上摔下来，擦破了膝盖，立即有人上来帮助我们。他们拦住了一辆过路的运货卡车，让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