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2/4 页)

跑到哈佛来开开眼界。哈佛跟房地产关系不大，房地产行业的地区性很强。经理学院的课程主要与工业和金融有关，但是通过在哈佛的学习，我提高了估计特定市场潜力的能力，提高了对不同行业的理解力，从而对承租者的经济地位可以作出较为正确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我扩大了眼界。这是我来哈佛的最重要的目的。

“没有到经理学院之前，我以为在哈佛遇到的，将是一批为了个人成功不顾一切的野心家，但事实完全不是这回事。这种人哈佛虽有，但属于极少数，绝不是主流。我交了许多朋友，从来没有在一间教室里遇到这么多比我聪明的人，你可以从班上九十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而且是天天学，相互学。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

“我很喜欢实例法，因为我一向不习惯坐在下面光听别人讲课，我总是爱参加进去。哈佛最宝贵的财富是教授，我从来没有遇到水平始终是这么高的教授。哈佛迫使你上课发言，迫使你锻炼思维，不断改进发言技巧，通过每天的上课讨论，我们表达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是我在经理学院的一大收获。

“另一方面，问题也有。哈佛经理学院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学校，却自己没有管理好。校方采纳新主意很慢，例如微电脑课程直到一九八四年我们升入第二年时才开设。各系自立山头，不通气，会计系的教授与管理经济学的教授对怎么按现值计算现金流量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各执一说，叫做学生的无所适从。

“经理学院曾改建一幢专供在职经理人员来校居住的宿舍楼，将原来两间房合用一间浴室改为一间房一个浴室，改装的费　用竟相当于我可以新建整个一幢楼的代价，简直荒唐。我绝对有把握，哈佛被承包这项工程的设计师、工程师和建筑公司狠狠敲了一笔竹杠。当事人用钱如此不在乎，根本出于学校大有钱。可是还要校友每年捐款，真令人啼笑皆非。

“在经理学院里，我大概比大多数人都生活得轻松，到学校以后，经营家庭企业的种种烦恼暂时置诸脑后。一方面我年龄大一些，来校时已经三十岁了，有妻子和一个女儿；另一方面我毕业后不用找工作。我独立惯了，不愿听别人使唤，我不想争名夺利。不想爬上什么大公司总裁的宝座。

“结婚的人到哈佛来有利有弊。作为丈夫和父亲，我责任很重，我经常感到时间安排不过来，经常发生的矛盾是，牺牲学习还是牺牲家庭生活？我不得不学会应付这种压力。可是有了一个家，我可以从学校的紧张生活中脱离出来，特别是第一年，住在学校里的同学没有一刻摆脱得了那种无情的压力，想轻松也做不到。我妻子给我很大的支持，从学校回家，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以向她发牢骚，她也可以向我诉苦。在哈佛的两年里，妻子和女儿交了不少朋友，因为我们没有找工作的压力，情形好一些，有好些结了婚的同学经济紧张时，事业心强，老是担心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因此精神负担很重。许多情况下，妻子不得不工作以资助大夫来哈佛念书，但是妻子自己也有事业心，也希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两个人都追求事业，虽然满足了某种成就欲，但不是没有代价的，婚后关系因之紧张，甚至发生离婚。有子女的夫妇当然可以把子女送到日托托儿所，但是托儿所不可能代替母亲。

“经理学院在查尔斯河南岸，哈佛大学的其他院校在河的北岸，两处一桥之隔，但这座桥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最长的桥。文人相轻，经理学院的同学似乎特别看不起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法学院的同学。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两个学校培养的是一群官僚和讼棍。我当初大学里读政治学，原来打算毕业后进法学院攻读律师业的，幸亏头脑清醒，决定不当律师，这个国家律师已经太多了。我并不是没有事业心，我希望在今后的事业中更富于创造性一些，为社会、为我住的社区多做一些工作。

“到哈佛来，是我给自己所作的最大的一件好事。”

凯思琳·罗伊来自纽约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科尔盖特大学数学系，嗣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运筹学，获硕士学位，来哈佛经理学院前在贝尔实验所担任技术员，是美国妇女与数学协会成员。爱好跑步、滑雪、航船、滑翔和室内网球运动。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从十二岁起，在念中学时就自己打工挣零钱，我送报，替别人照看婴儿，这些人家都有家庭企业。例如一家开杂货店，一家开饮料厂，还有一家是丰田汽车商。我对工商企业的兴趣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一向很独立，父母从不干涉我，看到别的孩子那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