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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贾宝玉的伯父贾赦广蓄姬妾、欺压良善的种种丑行，以及在这些事件中刑夫人的所作所为，亦写得极为可憎。作者笔墨本属忠厚，写王熙凤劣迹斑斑，但又聪明能干，嘴皮子乖巧，自有其可爱之处；写“呆霸王”薛蟠低俗陋劣，身负命案，但他又讲义气，不奸猾，也自有其忠厚的一面。惟独对赵姨娘母子和贾赦夫妇，作者充满了情感上乃至生理上的厌恶，把他们写得一无是处。这应该是遭遇“天伦惨变”后，洪昇对挑拨者耿耿于怀、终生不能释然的表达方式吧。

洪昇父母是否规劝甚至“笞挞”过洪昇，于史无考，但从逐出家庭这种最高惩罚来看，洪昇在离家前，必然遭受过父母的严厉惩罚，惩罚后仍然无效，才会断然采取逐出家庭这一最后手段，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亦可见端倪。“钱塘洪家”的家庭矛盾，史有明载；而“江宁织造”曹家，未见可证明家庭有过严重纠纷的史料。

洪昇不仅在违反封建礼教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且恶劝，可以说屡教不改。洪昇的老师规劝过洪昇，史籍上有明证：毛先舒曾作过一首《水调歌头　与洪昇》，词中写道：“君子慎微细，虚薄是浮名。子家素号学海，书籍拥专城。不在风云月露，耽搁花笺彩笔，且问十三经。屋漏本幽暗，笃敬乃生明。百年事，千古业，几宵灯。莫愁风迅雨急，鸡唱是前程。心欲小之又小，气欲敛之又敛，到候薄青冥。勿谓常谈耳，斯语可箴铭”。从这里不难看出，洪昇青春年少时，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而是性格“虚薄”，心高气盛，醉心“风云月露”，热中“花笺彩笔”，完全有理由被父母判定为继业无望的“不肖”子。所以，洪昇在著书时，方有痛悔自己“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的话。

在封建社会，被逐出家门是不肖逆子，子女又不能与父母争论是非曲直，所以洪昇终身不言被逐出家庭的原因，但内心之痛苦郁闷可想而知，通过小说的形式，以曲笔道出这一过程，不正符合《红楼梦》中所说：把自己“之罪，编述一记，以普告天下人”的用意么！考证曹雪芹的身世，从未见辜负亲人和师友教育规训之事，当然也没有为此而著书“告罪”的理由。

洪昇经历的第二次“家难”是“破家之难”。洪昇离家七年之后，也就是康熙十五年（1676），洪昇的父亲洪起鲛遭人诬陷，被朝廷“发配”到“宁古塔充军”。这期间洪昇四处奔走，拜托权贵，营救父亲，但遭了不少白眼。又急于赶回家去，侍父北上充军，除夕泊舟杭城，正月初一解缆北上。这些在洪昇诗作中均有记载。其后洪父中途遇赦，侥幸得以返家，但此时家已破了。洪家是否被查抄，史无记载，但在清代，仕宦之人一旦犯下了充军重罪，其家鲜有不被抄没的，“树倒猢狲散”的结局，可想而知。《红楼梦》中所写荣府的结局，应是洪昇亲自经历的事情。

洪昇被逐出家庭后，于康熙十三年（1674）再次入京，开始了他漫长的国子监生生活。长期生活在北京，这是洪昇熟悉“假语村言”的根本保证；出生在杭州，又是他不忘江南土语的基础。没有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是不可能用独特的“假语村言”写出《红楼梦》的。这期间，洪昇确实是“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不曾做过一官半职，生活十分清贫艰难，体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的友人陈缯描述他的生活是“卖文供贳酒，旅食转依人”。洪昇自己也透露：“八口总为衣食累，半生空囿利名场”。“依人空老大，乞食愧英雄”。诗中透露他此时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寄住谁家呢？只能是他的外祖父、也是妻子的爷爷黄几家。黄几此时身居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高位，生活应极为豪富。《红楼梦》中描写林如海捎书托贾政，为贾雨村“轻轻地”谋了一个“应天府尹”的高官肥缺。“应天府尹”可是南京市长，只有黄几这样的手握干部调配大权的重臣，方可“轻轻谋得”。此时洪昇的岳父黄彦博已去世，黄蕙母亲也孤苦无告，洪昇此时携家带口前来投奔，其不受欢迎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洪昇本人“亦知贫贱世看丑，耻以劲柏随蓬科”，“平生畏向朱门谒，麋鹿深山访旧交”的倨傲性格，寄住期间屡屡遭人白眼，受尽挪谕讥诮，也是不言而喻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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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记》系统：贾宝玉凤姐的故事（6）

康熙二十一年（1682），黄几因年老“致仕”，举家返回原籍杭州。洪昇此时在京更失去了生活依靠，困难程度进一步加剧。直至康熙三十年（1691）春返家故里，这几近十年的时间，洪昇经常穷到揭不开锅的程度，“有时烟火寒朝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