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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存在。它是王国维所言之“无我之境”。　两者之间的差别，恰如你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后走出机场深吸第一口烟的时候也会向前飞那么一下之于鸟掠长空。

有时，我也感慨于人类追寻另一种自由的漫漫长路。那些朝鲜人，绕过大半个亚洲，只有微小的机会抵达韩国。那些逃亡的阿富汗人，途经迪拜、斯里兰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抵达印尼的龙目岛，又在那里登上木船去澳洲。这是史诗般的历程，可是以历史的眼光看过去，又只是最小的故事而已。但是在我们的心中，还有更微不足道的关于自由的史诗。这种自由不像那些流亡者的追寻之路那么有着血与死亡的味道，或许显得轻飘、无行。它只是凡夫俗子的脆弱美梦，又常常有着淡然的尾声。这就像你总是想去开一开小孩子所说的那种古老的“敞篷飞机”，哪怕是最小的也好，可是你甚至从未真正尝试过。你深知，生命的真正悲哀在于从没能在草木幽深的长夏，俯瞰着细小的河流和威严的群山，在碎云累积的空茫里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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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

海子有一句诗，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浪帅也有一句诗，尿上黄色的尿比黄色更黄。这句诗大致体现了浪帅的风格，以扯淡为乐，又永远像电鳗在苍茫海水中出没一般闪亮。那是17年前的事了。如今，在北京，有时我们可以很荣幸地再次觐见浪帅，与之共进一顿东北式的怀旧晚餐。他获此称呼，是因为一度自以为很帅（你瞧我这酒窝像不像万梓良），有时他又被称为“浪傻”，因为他是在做流浪诗人的同时以*自诩（你瞧我这双眼皮儿像不像荷尔德林）。那时我们20岁，欣赏彼此的不合常规的举止。可是如今这两个称呼都不合适了。我们生于70年代初期，地点是中国，经历了一些好生奇怪的嬗变更迭，前一个时代最受推崇的事在后一个时代一定会备受贬抑。属于浪帅和浪傻的时代俱往矣，现在我们称之为浪总。

像很多前诗人一样，浪帅如今是个总裁。我觉得这比板凳变门槛还要奇妙。有时我感到自己已经活了太久，这30多年间的见闻实在太多而且令人眩晕。我会饶有趣味地回想当年的气氛与形象，比如浪帅在大一时写的诗，自称守园的老人，苍凉地坐在果园里，白色长发披肩。

这当然无足轻重，只是一个年轻人有一点儿浪漫的想象而已。可是我又觉得其中颇有奥秘。

你总是可以在一些细节中看到人们的内心如何微妙变化。在北京，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戏码。比如说，两个老年人在街角相遇，他们会交谈，吐出一连串的语气词，打着手势，身体摇摆，那么这一类雅各布所说的“街道芭蕾”和芒福德所言之“城市戏剧”的民间仪式，已经与往日迥然不同，对吧？我也觉得知识精英们的行为方式颇有意味，关乎他们如何塑造国家的心灵。比如说，在潭柘寺的佛堂里，冯小刚做了些什么，是何表情呢？那个北京的大院群体，昔日的特权阶层子弟，早在70年代就可以看到内部电影和《麦田里的守望者》，按王朔的话说，本是“兵卵”一类，却成了第一批反抗者，可是在时代的变化来临之后，他们又颇多失落，于是你就看到那种耽美和诗意的潮水褪去，露出的还是左派基因的顽石。那么，在一个自由经济的堡垒，比如朝阳区的一家夜店里，他们如何喝一杯酒？再比如，陈丹青，总是一副迸*光的眼神。张艺谋，总是以一种不屑攻击的姿态攻击“知识分子”。这都是人人可见的时代肖像，可是其中自有细微之处。在这个国家，无论人们的灵魂如何跳荡颤抖、浮晃不安，有一点始终不曾变化——人们迟早会受制于往日，显露他们从何而来。

粗看上去，没有什么比这个年代的变化更为剧烈。这是化学反应，是爆炸，是一只小小炉膛里的火苗哔剥，最终却将蔓延开来烧掉世界。这当然会让人激动，可是在另一面，也让人疲乏。

有时我感到自己对这激荡时代并无真正的兴趣，就像坐在过山车上睡着了。偶尔我会向后看，想起浪帅的“果园”，它是一种浪漫的初心。我会想起另一处可以标记自己从何而来的果园。

高中时的某个秋天，我去过一个葡萄园。那天我和一个同学徒步走了一个小时，到了一处低平的山冈。天涯微微闪亮，让我们深感自己何其渺小，而坡地上葡萄园的水泥柱桩白得耀眼，葡萄在那里衰老了，仍留有细碎的翠绿光点。溪水像一条明亮的泥汤，滑过石块，淌过田野，水流在桥下的涵管边激起了皱纹。桥又粗糙又小。山冈上万籁无声，微风吹过皆是虚空。我们走下山坡，路过了望不到尽头的葡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