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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跃,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这样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说到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们的“文化”不够好,其实不完全是。亨廷顿已死,“文化决定论”也不时髦了,往深一层,还是得旧话重提,说到文化是体制的结果。有时我觉得,我买得起糖葫芦吃,买得起可乐喝,没什么好抱怨的;有时我又觉得,这不行啊,这都怎么回事儿啊,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见我还是把自己当一个知识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开,厌倦于闲事,又难免爱管闲事。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爱管闲事,以及以何种态度管着闲事,而在于我们的体制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爱管闲事这一事实本身。
打击正直之声的,未必都是坏人。当年袁崇焕被认定叛国,公*决,老百姓就大啖其肉。这件事可以写成正剧,袁将军就该说,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可以写成黑色幽默,他就该说,看来为央行超发,猪肉真的涨价啦。也可以写成我这种清谈的小文章,他就会说,假如一个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既没有优秀的调查报道,也不容许记者的生长,将是多么可怕啊。
倘若袁将军说后一句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常识的信奉者,是一个出色的现代人。当我们说到某事是常识的时候,常常说,“凡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可是具体而微地说起来,我看有头脑的人其实没多少。我们的教育经历和人生经历当中早已蕴涵了好多颟顸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维亦是滥觞之一,绵延至今而不鲜见。举例来说,最近茅于轼先生发表自己关于耕地保有线的看法,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再比如《南方周末》在制作新闻报道时强调客观性而不愿曲意阿世,就会被某些人指责为“资本家的走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过我想即便是明显荒谬的指责,也未必全部来自陷害,有些时候它亦来自不明白。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师长所言,我们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换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鲁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会说,我们周围有权贵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热者,有对威权政治的迷恋深入骨髓者,有民粹主义者,有“小尼姑的脑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者。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看似千差万别,可是在我看来,其实都是“狼人”的变种。
如此斑斓的景象,足以制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戏剧,却未必制造出美好的未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寂寞呢,比如“有思想的人”?因为大家活得太热闹也太鲁莽了。因为大家像风中玉米,微风吹过就左摇右摆。因为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旁边那个明眼人却不能免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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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有趣的故事
新闻业有一句听上去很绝望的格言,叫做“给我一个故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讲得有趣些”。可以作为类比的是,你从来没听过日化行业说什么“给我一段牙膏,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弄得清香些”。没人在这种事上大费周章,可是所有牙膏都有不错的味道,而新闻业拿了神灵自我要挟,一多半儿的新闻还是不堪卒读。这也许可以说明新闻从业者全是傻蛋——如果你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反对,因为我自己就干过新闻,而且以我的智商来应付这壮美的时代还真是左支右绌。可是这更能证明,新闻业是一个依赖于个人才能的行业,也说明一个好的新闻机构是多么难得,而作为整体,一个健康的新闻业也比一般行业更重要和更珍贵。没有牙膏你还可以用牙线或者盐,没有新闻业,地球上的一小半文明世界也就不复存焉。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写出一个有趣的故事太难了。就像红土上只生长茶树一样,我们这儿也只盛产一种故事,就是一个家伙被关进了拘留所,他就很开心地跟同伴们玩起了游戏,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然后他就死了。我们的新闻倘是真实的,就总是这个样子,像一条荒谬的大河正在向高山之巅不停奔涌。若论单个儿的,这种故事当然精彩绝伦,可是身边的每个故事都是如此模式,它也就没什么吸引力可言了。
在新闻从业史上,我有过一个很不起眼但颇有意味的经历。早前几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别再做矿难报道了,那都是垃圾新闻了。你知道这句话最令人吃惊之处在哪里?在于它一点儿没错。公众的同情心是有阈值的,很容易厌烦,久而久之,再严肃的悲剧也会无人理会。
问题总是像顽石一样耸立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很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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